《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王蒙集束 地抛出的四部长篇小说似乎并没有引起过多的惊讶。对于许多作家说来,长篇小说无疑 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重负。不少成功的作家一生的名望仅仅因为一部长篇小说。然而,王 蒙总是显得举重若轻。王蒙的写作速度令人咋舌,四部长篇小说算不上多么了不起的记 录。另一方面,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四部长篇小说并没有为王蒙的个人文学史创造出一 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相对于《活动变人形》的锐利,相对于《杂色》、《一嚏千娇 》的奇特,四部长篇小说显得粗糙仓促。尽管如此,这并没有掩盖四部长篇小说的重要 性。汹涌如沸的叙述表明,王蒙有许多话想说。小说是一种虚构。可是,熟悉王蒙的人 都看得出,四部长篇小说处处存有王蒙个人经历的烙印。这里凝聚了王蒙对于半个世纪 历史的总结。许多部分可以视为泣血之作。提到这几部长篇小说,王蒙感慨万千:“它 是我的怀念,它是我的辩护,它是我的豪情,它也是我的反思乃至忏悔。它是我的眼泪 ,它是我的调笑,它是我的游戏也是我心头流淌的血。它更是我的和我们的经验。”① (注:王蒙:《长图裁制血抽丝》,《文艺新观察》2001年第一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 1年版。) 坎坷的人生沉淀为一系列的感喟,惊恐和屈辱终于造就了种种思想,如此之多的故人 遭遇纠缠在记忆之中——这一切集结到王蒙的笔端,迫切地渴求倾吐,这大约也是四部 长篇小说来不及精雕细琢的原因。四部长篇小说没有复杂的戏剧性结构,王蒙更多地选 择了流水账式的叙述。这种叙述基本依附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演变,作家没有从 纷杂的历史背景资料之中提炼更有性格特征的冲突,并且将这种冲突重新组织为文学的 有机整体。四部长篇小说之中不少相对独立的单元充分显示了王蒙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能 。祝正鸿的家庭关系,犁原的身世,钱文父亲、母亲的素描,以及祝正鸿表舅的插曲均 是一些精彩的片断。但是,这些片断未曾纳入一个更大的人物关系网络,许多相对独立 的单元之间不存在情节意义上的发展。从《恋爱的季节》到《狂欢的季节》,四部长篇 小说的叙述愈来愈明显地收缩到钱文——小说之中的一个主人公——的视角。这种漏斗 型的结构表明,多维面的、外部的历史叙述愈来愈多地置换为个人的感想。始于历史风 云的呈现,终于个人内心的修炼和顿悟,这种演变无法产生严密的情节链条。 王蒙的叙述语言气势充沛,雄辩滔滔,同时又泥沙俱下。王蒙无暇甚至也不屑于费神 精心地推敲词句。人们无法从粗砺的语言之中发现多少微妙和幽深。王蒙十分喜爱排比 句,这种修辞仿佛隐含了一种驱遣语言的秘密快意。可是,如果沉溺于这种快意而导致 排比句的过剩,那么,一排排整齐的句式就会显出乏味单调的一面。对于王蒙这种声名 卓著的作家说来,另一个挑剔也许不算过分——四部长篇小说之中众多人物的语言风格 过于相似了。许多时候,不同主人公的口吻、句式竟然如出一辙。他们的能言善辩不由 地令人联想到王蒙本人的口气。显然,人们无法避免这些疑虑——是不是因为太快的写 作速度,是不是因为过多的感叹,以至于王蒙顾不上各个局部的细密肌理? 尽管如此,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四部长篇小说的沉重主题。无论是一个政治风暴亲 历者刻骨铭心的经验,还是种种引申出来的理论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始终是 两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这两个概念也是大半个世纪中国历史演变的关键词。四部长篇 小说不仅再现了“革命”与“知识分子”涵义背后的血肉,并且将这两个关键词视为进 入这一段中国历史核心的入口。 一 《恋爱的季节》是上述四部长篇小说的发轫之作。或许人们的期待有些落空——《恋 爱的季节》之中并没有多少曲折凄迷的爱情恩怨。人们甚至觉得,这部长篇小说缺乏应 有的故事密度,许多恋爱简单地开始,匆匆地结束。没有揪人的悬念,没有难舍难分的 纠缠和撕心裂肺的离别。相对于琼瑶式的大众读物和风靡一时的电视肥皂剧,这些50年 代初期的恋爱情节不免乏味。然而,如果撇开琐碎的男欢女爱而回到一个再现历史的高 度,那么,人们必须承认,《恋爱的季节》成功地展示了50年代初期独有的现实气氛: 昂扬,明朗,单纯,欢快。 对于《恋爱的季节》之中的主人公说来,崭新的生活正在涤除种种琐屑、无聊和庸人 们的存身之地。旋风一般的日子无不围绕一个巨大的主题——革命。革命的动员令使这 一批少年布尔什维克血脉贲张。他们在革命之中寓托了全部的生活激情。环顾四周,他 们惊奇地发现,革命如同一根魔杖——“神杖所指,一切人、事、家庭都离开了原来的 轨道”。人们纷纷从生活的各个角落走出来,重新集结到革命的旗帜之下。当然,这时 的革命已经不是雪山草地之间的摸爬滚打,或者用小米加步枪对抗机械化部队;革命已 经大功告成。血与火已经丧失了真实的严酷而转换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想 象。 这就是5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即将进入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无数的矛盾、战乱、饥 饿和灾害终于导致旧社会的彻底崩溃,大规模革命的后果是一个新兴的政权凤凰涅槃式地再生。这个意义上,革命已不是某些人的秘密行动,革命已经声势浩大,并 且形成一种炽热的氛围,一种撼动生活各个维面的冲击波。众多的历史脉络汇聚到新兴 的革命政权周围,一呼百应。这时,王蒙的兴趣不是《红旗谱》或者《暴风骤雨》式的 故事。王蒙没有重复那种经典的革命模式,而是企图再现另一支历史脉络。在他那里, 革命的主角是一批来自中学生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描述的 革命主力军,他们更像是从边缘地带卷入了革命队列。 所以,考察王蒙小说的众多主人公投身革命的原因是很有趣的。一系列版本相近的革 命故事之中,人们没有发现那种不堪忍受的阶级压迫和苦大仇深导致的激烈反抗。钱文 之所以倾心于左倾、革命和共产主义,首要原因是他父母的吵架斗殴:“他恰恰是从他 的父母的仇敌般的、野兽般的关系中得出旧社会的一切都必须彻底砸烂,只有把旧的一 切变成废墟,新生活才能在这样碎成粉末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结论的”;洪嘉的继父朱 振东是因为遇上了一个“豁唇子”的媳妇而跟上了八路军;朱可发——曾经是小镇子澡 堂里的跑堂——的革命经历更为可笑:因为窥视日本鬼子男女同浴而被发现,他不得不 出走投奔八路军;章婉婉由于学业成绩突出而引起了学校地下党负责人的关注;郑仿因 为反感絮絮叨叨的耶稣教义而转向了共产主义思想;饱读诗书的犁原是在大学里的一位 青年老师带领之下奔赴延安……总之,王蒙的笔下没有多少人亲历剥削阶级的压迫和欺 凌——许多人的阶级觉悟毋宁说来自一批进步读物。尽管如此,“条条大路通革命”仍 然意味深长。这时,革命的内容已不仅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更大的范围内, 革命意味的是投身另一种全新的生活。无论每一个人的具体遭遇是什么,只要他企图冲 出陈旧的生活牢笼,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然,人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故事的背后 发现压抑与反抗的关系模式,但是,这时的革命已经从狭义的政治领域扩张到社会生活 的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