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红色创业史”的小主题与大主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红色小说中，许多农民英雄身上都流淌着纯正的革命血液， 柳青《创业史》曾经是土改时期民兵队长的共产党员梁生宝；浩然《艳阳天》中退伍军 人、坚定的共产党员萧长春，都是战争年代的红色武装人员，接受过革命战争的熏陶和 考验。这种出身对于表现这些农民革命新人的政治坚定性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不过 ，另一批出身于战争、土改年代的“老干部”则相反，他们在农村新的革命过程中并不 能保持足够的革命干劲，而是“退坡”了。赵树理《三里湾》中的农村干部范登高、柳 青《创业史》中的代表主任郭振山，在土改后，由于缺乏政治热情，享受了土改的成果 ，却走发家道路，竟蜕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立面。这一历史时期的红色小说中，这 一系列的“退坡”人物，与中间分子、敌对分子一道，被塑造为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 的重要障碍。这是一个有趣的角色转变，意味着在革命战争和土改小说中一些出色的革 命干部，到了表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红色小说系列中，已经从进步走向反动。而到 了“文革文艺”，这些人物则演变成了“走资派”人物系列。这种人物形象的转变已经 提示了两种红色系列小说间(一个系列是革命战争小说和土改小说，另一系列是合作化 题材小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其一致性是，二者都针对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军人英雄 为中心的革命战争小说和土改作品，其叙述动力来自于以暴力反抗阶级压迫，而反映集 体化的红色农村小说的最主要的主题是防止在土地改革后发生新的阶级压迫，二者说的 都是阶级斗争；其差异性在于，革命战争小说和土改小说其起始情感多是阶级仇恨，多 以复仇为发端，但这种仇恨多是对阶级压迫的仇恨，并全部是针对私有制观念的仇恨， 保家保田甚至是许多农民战士参加革命战争的决定性动机。其次，“取而代之”的斗争 模式更是红色土改小说的鲜明特征，红色土改小说中农民对地主的清算既有解除压迫的 翻身自豪感，更有重新分配土地和财物的无比喜悦。然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化、 集体化题材的红色作品则用审美的方式告诉读者，私有观念如今已经成为革命最可怕的 敌人。 革命战争和土改题材红色小说中，叙述者对农民们对土地和财产的渴望是宽容的，周 立波《暴风骤雨》的叙述者是以善意的眼光来看老孙头的自私，老孙头心里的小算盘也 被赋予轻微的喜剧色彩，小人物老孙头的自私行为是被笼罩在受压迫者获得土改果实的 狂喜情绪之下的。然而，发展到《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类似老孙头的自私 ，则成为被叙述者进行“强聚光”的叙述焦点，《创业史》《艳阳天》的叙述者对农民 们迷恋土地粮食的情感是持必须“改造”的态度的。 事实上，毛泽东在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前夕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 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 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的工 业化的问题。”①(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7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老孙头的私有观念，如今已经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而 改造农民、埋葬私有制亦成为红色农村题材作品的重要的叙事主题。毛泽东所指出的“ 教育农民”的严峻性，在于“农业社会化”关系到农业能否为国家工业化创造财富，从 而实现在较短时间内建立现代强大国家的革命理想。而实施这一步骤，其主要的困难便 在于如何瓦解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使农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 金积累。在这种严峻的政治/经济环境压力之下，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的红色作品中革 命势力的斗争对象多是农民的私有观念，这便不难理解。红色战争小说中农民出身的战 士们为获得土地、解除经济压迫而表现出来的革命激情与革命斗志，已经悄然转变方向 。一次针对农民私有观念的声势浩大的审美攻势已经展开。 当然，红色文本中“改造”农民只是一个“潜在主题”，红色小说从未以“改造农民 ”作为其直接的审美命题。红色小说更愿意在积极、正面的“创业”主题之下构造关于 “改造农民”的潜在主题。革命文本，从来不止于对农民的“落后思想”的批判，若如 此表现合作化运动，则未免太“消极”了。所以，即使在以改造农民为主要叙述环节的 合作化集体化题材的中国红色文本中，革命战争文本培育出的饱满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 依然贯穿始终——以集体创业的崭新面貌来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建立新的精神 高地，吸引徘徊观望的农民们加入新的神圣事业之中。所以，展现革命精神的优越性并 显示社会主义力量的逐步强大，这才是社会主义“创业”类型的红色文本最通用的情感 脉络。 此类型小说当以柳青《创业史》为代表。柳青的《创业史》一开篇便叙述了发家力量 在农村的恣意蔓延。农民们被自由竞争、发家致富的念头深深地吸引着。这在《三里湾 》《山乡巨变》中是见不到的。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并没有将 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描述得如此强大、自信并形成占精神优势的“势力”。《创业史 》叙述如此“明目张胆”的自发势力，其目的之一在于凸现一种“危险”：土地改革后 农民们的自由竞争使土改的游戏规则被推翻了，农村也不再可能再来一次以阶级成分重 新分配劳动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土地改革，部分个体农民凭借劳力和能力发家致富，另一 部分农民再次沦落到赤贫的地步，而这种分化势必将使历史倒退。所有的这些描述都指 向一个“现实”：土改中的阶级关系已经开始松散，在土改中获得利益的“新阶级”产 生了，而“新阶级”的成员竟然与富农坐到了一块。在富裕中农郭世富大瓦房架梁的日 子里，共产党员郭振山和富农姚世杰这土改中的“两个仇人一同在郭世富家做客了，而 且都等着第二轮坐席”。蛤蟆滩四处是喜庆的氛围，活跃着羡慕富裕中农发家致富的心 思。在这快活的背景下，乡场上的人物虽然议论着互助组和梁生宝，然而他们显然都不 认为梁生宝互助组能够成功，且都误读了梁生宝互助组的历史意义。《创业史》在小说 的开始部分便让农村中的“自发势力”特别是“自发思想”充分亮相，勾画了一个情势 严峻的阶级斗争形态分布图：农村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势力是弱的，土改后的许多农民 的思想依然是落后的，他们为富裕中农为代表的个体发家的思想所陶醉了，而这其中竟 然有老共产党员郭振山。这一严峻的意识形态态势是《三里湾》《山乡巨变》所没有的 ，就连较早叙述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的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其发家势力也是躲躲 闪闪、扭扭捏捏，显得极其单薄。而《创业史》却将富裕农民的发家欲望书写得酣畅淋 漓。由此，《创业史》构造了一个迫在眉睫、非此即彼的阶级斗争重大矛盾：要么走社 会主义合作化生产道路，贫困农民因此不再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长工，要么走发家道路( 农村的资本主义道路)，重新回到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老路上，农民之间再 次分化为贫富悬殊的阶级。《不能走那条路》《三里湾》《山乡巨变》显然没有达到如 此紧张的“高度”，五十年代初期的《不能走那条路》中贫农宋老定老汉最终将准备买 地的钱借给要卖地的农民，老汉的发家私欲很快转化为对濒临破产的农民的同情，问题 解决得轻而易举。《三里湾》仅仅以温和的落后/进步分野和家庭纠纷来完成不同农民 们对合作化事业的认识，结尾更以三对青年皆大欢喜的姻缘传达着农村集体劳动生活的 勃勃生机。《山乡巨变》中出现了个体劳动与集体劳动的“竞争”，目的在于叙述合作 生产的优越性，更有特点的是，整部小说中太多乡村田园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描绘，部分 消解了合作化运动的内在紧张和紧迫感。这些合作化作品中的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 与《创业史》比较，要弱得多。特别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民们对土地的迷恋、以及加入 农业合作社的内心矛盾远不如《创业史》那么突出。《创业史》中农民对互助合作的对 立和冷淡颇似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情形，这部苏联反映集体化运动的名著， 其主人公达维多夫在推动农村集体农庄化的过程中，同样遭遇到农民们普遍的抵抗和嘲 弄。而《创业史》第一部中梁生宝的互助组亦从孤立起始，许多农民排斥梁生宝对互助 生产的热情。不过，在小说中，农民们的不安，在小说中被归结为落后和自私。这就显 示出梁生宝的“创业”，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经济活动，其重要意义在于，农业合作化运 动将以根除农民的私有观念为第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