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悖论 丁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 210093) 我以为，在50多年的“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当然包括新中国起始时对文学的即时性 评价)，我们所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所采取的封闭式研究方式，即：完全删 除了这段文学史与当时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关联性，将它与世界文学强势的反差和落差 屏蔽起来，这样就很难从一个更新的高度来看清楚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 其实，从文化特征来看，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化背景就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东 西方冷战对峙的格局，这在当时是无法鉴别其优劣的，只有与历史拉开了一段时空距离 以后，我们才能获得有效的发言权——淡化当时过分情绪化的国际和国内政治背景因素 的干扰，冷峻地从文化与文学结构层面入手，细心地把各种文本与文学现象放到世界文 化的进步趋向进程的格局当中去进行考察和体验，在这种比照中，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 优劣。 当然，梳理文学史，我们并不是简单地作比较文学的研究，而是要有开阔的世界文化 与文学背景作为自身的参照视阈，惟有此，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很多很多文学史上的具体 问题和细节问题。 只有在这样的比照下，你才可以清晰地看出为什么1949年以后中国文人都变成了侍臣 文学者，其文本又都为什么变得那么缺钙，那么缺乏现代性元素了；就可以理解一批批 作家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人文价值立场，作为一个为帝王写颂歌的弄臣诗人进入了共和 国的文学史。1949年以后，我们的诗歌只发出了两种声音：一种是颂歌，一种是战歌。 它符合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封建思想造成的这种文化体制必然导致文学上的颂歌 、战歌模式，所以建国以后文学定位就应是御用的宫廷文学。有人讲赵树理的作品是民 间性的，赵树理是民间性的吗?作为统治者找到了赵树理，将他作为御用性、宫廷性的 “工农兵文学”的幌子。就此而言，完全是由于文化与文学封闭的结果，一旦突破了这 一樊篱，我们就可以对共和国的文学史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无论是文学事件、文学思潮 、文学观念，都可以寻求另一种界说。 改变思维方式的根本是重新审视当前对文学史研究的三种方式。 其中之一是简单地重新审视、重排座次、更新翻案，这种研究方式成为一种时髦，实 际上掩盖了另外两种研究方式。这种重新遴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从 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时髦了，即把过去文学史上因政治等原因没有提到的作家、过去在 文学史上影响很小的一些作家都纳入文学研究视野。重写文学史，究竟如何重写?是把 过去没有涉及到的小作家重新从历史的暗陬翻过来吗?我们的遴选标准，我们的文学史 观念究竟是什么?过去一直想回到文学本体，回到本体以后，如何看待当代文学史中的 非诗性、非文学性的作品?实际上，那个隐形的政治标准还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我们的 治史方法。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这段文学史本身拒斥所有的作家——包括过去是纯艺 术的作家与所谓通俗文学作家——进入所谓纯诗性、纯艺术性、纯文学性的层面上去， 我们只能在一个很糟糕的历史环境中，一个很低迷的创作氛围里，相对地来遴选作家作 品。整个共和国30年的文学史(1949—1979)，究竟怎样作出更切合于历史和事实的结论 ?恐怕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今天要追问这段文学史的处理方式，就面临着文学史 的再次筛选，这二度筛选究竟用什么方法，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对中国文学的研 究现状，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感到非常悲观。现在很走红的一批研究家只是简 单地把西方现成的后现代理论一知半解地移植过来，拾人牙慧地把它作为中国的后现代 派研究方法介入文学史，标榜为创新意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而这种后现代性的介入 和老化了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究竟怎么来梳理文学史?成为文学史 研究的生死抉择。我以为，即使就是80年代以后用后现代派理论来梳理八九十年代文学 的那些理论先锋们，实际上也掉进了理论的陷阱。如果将这种治史方式再植入“十七年 文学”的研究，也是很可惜的。我深深感觉到这种重排座次的研究思维方式还停留在80 年代，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进入了低水平的重复。应该甩开这种思维方式，摆脱低层 次的是非纠纷。而那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方法的研究方式，尤其是用那种纯文本的分析 方法去面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更显得风马牛不相及。 另有一种研究方式更加过激，就是用虚无主义的方法，干脆把一段文学史全部淘汰出 局，抹掉文学史上的任何痕迹。比如对待“文革文学”所采用的描述方式，即以所谓的 “空白论”来回避历史。这恐怕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其实，“十七年文学 ”和“文革文学”虽然其文本的质量很低，但是，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不可或 缺的历史环链，它们的“活化石”意义并不亚于那些文学史中的精品，我们可以从中寻 觅到进一步推动文学史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宝贵历史经验，因为，在文学史的研究者眼里 ，研究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研究对象质量的优劣，而是研究对象的历史内容的含量的多少 。就此而言，“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绝对是一个少有人深入开采的富矿。 还有一种是貌似客观中性的史实性叙述，取消修史者的人文价值立场。关于这一点， 我已经讲得很多了，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它的重要性。也许，在我们这个所谓“ 后现代”语境的时代里，那种传统的春秋笔法已经不再时兴了，然而，从这20年来治史 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我深切地体味到：光有史实资料的堆砌，是不能构成丰富的文学 史的；没有一个治史者内在的犀利目光，没有治史者强大的人文思想的支撑，想要为一 段文学史作出精彩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一部失魂落魄的文学史的机械反 映。因此，修史者的人文意识的体现，同时也是衡量一部文学史质量高下的重要标准， 舍此，文学史的治史意义就消失殆尽了。 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积极的文化批判态度。传统知识分子至高也只能做到洁身自 好。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溃败，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西方人文精神熏陶的土壤， 他们不大可能将文化问题上升到哲学批判的层面。这一方面是视野的限制；另一方面是 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批判能力的匮乏。五四现代知识分子与旧文人的最大的区别和分野就 在这里，而五四的真正意义也就在于此。文化批判精神在鲁迅身上被植入了，但是中国 在20世纪里又有几个鲁迅?建国后的历史一次次证明，强大的封建意识承传中的士大夫 精神远远大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鲁迅是一种远不可及的个案，同时也被毛泽东等各个 时期的领导人所利用，这是很可悲的。相比较，苏联60年代初期，俄罗斯所坚信的人性 、人道主义观念，在苏联的共产主义作家中仍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传统承传 下来了。如批判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展开了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对《第四 十一个》的讨论，也同样是希望人性是超越阶级性的、超越政治的。这篇小说最后的结 局虽然表述的是阶级性大于人性的主题，但前面的那段超阶级的爱情描写在我们“十七 年文学”里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这就是两种不同质地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按丁玲的批 判逻辑就是“难道我们的红军女战士会跟一个白匪在荒岛上谈恋爱吗?”为什么一方面 是50年代中期大量的干预生活的作品出现，另一方面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也同时悄悄地 渗透于一批知识分子作家当中，我不能说它们完全是模仿着苏联文学，但是，这种横向 的借鉴是否也是对五四文化批判精神的一次纵向的回望呢?这些在文学史上都没有进行 叩问，而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宗璞的《红豆》，写的也是人性大于阶级性的问题 ：一个到台湾，一个留在大陆，象牙色脸庞的男主人公是政治辅导员灵魂中永远驱之不 散的影子，实际上表达的就是爱情大于阶级性的观念。这些作品为什么会大量出现在这 一时期?它和《第四十一个》有何血缘关系?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这一时期，一 方面是政治话语的强烈控制使小说进行了反弹，产生了包括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 人》这样政治主题的作品；另一方面描写人性的作品不断出现，其背景就是五四以后的 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在解放后经过多次血腥的洗礼(包括批胡适、批胡风、批冯雪峰)之后 ，自以为政治到了一个大鸣大放、百花齐放的清明时期所产生的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