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2)01-0003-04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四种体裁中，若论数量最大、读者最多、建树最突出、影响最深远 ，当属小说。与此相应，关于现代小说史的学术积累也最为丰厚。在通史、分期史、地 域史等性质的现代文学史中，小说占有重要位置自不待言，单以专门的小说史性质的著 作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十几部之多。其类别有小说通史、小说流派史、地域小说 史、形象视角的小说史、通俗小说史等。成绩毋庸置疑，但要想有所突破与拓展，须先 明了以往的现代小说史研究存在着怎样的问题。 一 先来谈重规律轻现象的问题。 在一些学者看来，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现象是表层的、无足轻重的，而规律才是深 层次的、最重要的。规律的总结方能见出学术层次的高低，而规律总结的怎样，关键在 于是否掌握了某种理论与方法。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这种规律意识的极端性表现，是在 接触大量历史资料之前就有一个源自某种观念或某种需求的规律预设，然后到史料中去 寻找例证，合则采纳，不合则视而不见。当把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斗争为纲之类的政治 观念作为初设规律之源时，其“规律”同文学历史的实际相去甚远，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沙滩之塔，也许在一定背景下因其符合时代“流行色”而能走俏一时，然而一旦 事过境迁，立刻成为隔日黄花。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演绎式的“研究”是一条死胡同。 小说史研究，固然可以借助某些观念、方法，但即便是合适的研究工具也不能代替研 究的对象，更不必说不能等同于研究的目的。小说史研究的对象是纷纭复杂的小说史现 象，研究的目的在于再现历史的基本面貌，对于重要的文学现象给出科学的阐释，并就 其来龙去脉做出规律性的总结。要达到这些目的，必须从现象入手。可是，实际上，由 于规律意识过强，忽略了大量重要的历史信息的搜集、分析与利用，使不少小说史著作 历史描述失之单薄、评价缺少足够的史实支持，因而规律提炼的准确性及其涵盖的广阔 性不能不大打折扣，本来应该根深叶茂的小说史变得枝叶寥落甚至主干弯曲。作家是小 说史的基本元素之一，谈及作家，应该关注其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同创作(创作过程、 作品的题材、主题与风格)之间的关系。譬如张恨水初期章回小说艺术上有些粗糙，就 同他四处奔波的报人生活与同时创作几部小说(最多时有7部)的写作方式有关，作品中 关于缠绵悱恻爱情的描写除了章回小说的传统因素之外，也是他个人婚姻生活不如意的 一种折射。《八十一梦》对贪官污吏等社会腐败现象讽刺得那样犀利，显然植根于作家 对战时重庆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为了说清作品的背景与题材的现实性，不妨引入有代表 性的社会事件与作家苦况。再如张爱玲作品的阴冷色调，如果不结合作家特殊的家世与 生活经历来看，阐释总嫌隔膜。在这种情况下，作家的身世、经历与生存状态的引入对 于小说史来说就算不得赘笔了。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生产流程”不 同，现代大多数小说是先在报刊上发表而后才结集或以单行本出版的，连载方式、发表 周期、编辑要求、读者反馈等因素，对作品的情节发展、性格塑造、语言风格等都有直 接的影响。小说史研究应该纳入“生产流程”的考察，关注作家与报刊编辑、出版商、 读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出版商获利与作家收益二者的比例，一部畅销书或经典之作究竟 印行了几版，每一版有无改动及为什么改动，每次发行了多少册，对一般读者与小说发 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读者群的分布有何特点，等等。小说的写作与出版同新闻检查 制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有一位海外汉学家就专门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新闻检查制 度问题，可是在本来十分注重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我们这里，对此却缺少系统、深入的考 察，实在是应该早日弥补的遗憾。小说发展史是丰富多彩的，小说史著作自然可以有多 种视角、多种写法、多种取舍，但小说史既然称史，无论哪一种都应该反映出历史原本 态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干巴巴几条筋的小说史，普通读者读不进去，拿它当教材的大学 生也不过把它当作考试的敲门砖而已，学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能够吸引他、打动他，考完 试自然也就置之脑后了。这种小说史大半是专家圈子里看的，将其视为学术性的表征， 颇有几分文人自恋的意味。学术性并不等于单纯的抽象性，上乘的历史著作不应排斥历 史还原的丰富性与生动性。重规律而轻现象的问题不止于小说史，毋宁说是历史学科的 通病。在当代许多通史著作里，历史被简约为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读者从中看到 的只有政坛人物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至于黎民百姓的生活怎样，婚丧嫁娶、吃 穿住行、言谈举止等等，皆属“小道”，入不了正史。而想一想《史记》何其丰富，何 其生动，有多少错综交织的历史线索，有多少堪称经典的细节描写。相比之下，今人撰 写的历史著作岂不是大为逊色?司马迁并非不重视寻找历史规律，“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就是再清楚不过的表述，但他是潜入到历史的深层去体验、去探求，而不是先 存一个什么预设；他是用历史现象来反映历史，而不是急于用所谓规律来概括历史、代 替历史。原生态的湮没使得历史著作枯燥无味还只是问题的表层，问题的要害在于煞费 苦心找出的规律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尚需存疑。真正的规律应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归纳总 结出来的，而且在历史著述中应有原生态的支撑。在这方面，不仅现代小说史，而且整 个历史学界都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日写出现象与规律浑融一体的历史著作来。 历史现象林林总总，历史著作自然不可能事无巨细一概纳入，而是需要选择最具典型 性的现象来表现历史。就作家的典型性而言，不能用刻板的、单一的标准，而是应该用 变化的、多元的标准，如从历史身份、社会影响、文学建树等多重角度来遴选，这样才 不至于漏掉具有典型性的作家。有的作家以独特的身份进入小说史，如张资平，你可以 批评他的作品格调凡庸甚或低下、他的小说艺术粗陋，但他写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 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而且他的新式言情小说创作量那样大，并一度拥有不少读者 ，张资平在文学史上已经成为三角恋爱小说的一个标志，小说史就不能不提到他。有的 作家以实验性进入小说史，如施蛰存，自觉地运用心理分析，探索人物深邃幽曲的精神 世界，开拓了文学世界的表现空间，小说史若忽略了这样的作家，不仅失之眼界狭窄， 而且也显得反应迟钝。有的作家以风格别致进入小说史，如冯至本来是成绩突出的诗人 ，但他的中篇小说《伍子胥》富于诗意，是诗化小说的重要代表。有的作家以性别视角 进入小说史，如苏青，小说艺术说不上有多高，但她以切身体验来写受过新式教育的女 性在婚姻生活中的磨难与在社会上的挣扎，自有其特点，在沦陷时期的上海确有一定的 读者群。如果只从思想性、或现实性、或艺术性来要求，上述作家可能会落选，小说史 将会出现不应有的空白。 时段不长的现代小说史，无论怎样发掘，具有典型性的作家毕竟有限，而对于作品典 型性的辨析，却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阿Q正传》问世80年来，海内外好评如潮，同 时也不断遭到置疑、甚至是苛酷的贬抑，但后者并不能湮没这部经典的辉煌，反倒提供 了走近经典的另一条途径。对《子夜》的评价起伏较大，但无论如何，现代小说史不能 没有《子夜》。《金锁记》属于另一类经典，它不关注社会政治，但表现出鲜明的性别 政治色彩——作者没有渲染曹七巧出嫁的包办色彩，而是通过她最初的认同来表现传统 社会赋予女性的生存方式，通过她后来痛苦的挣扎与扭曲来质疑这种生存方式；它不理 会社会现实，但异乎寻常地挖掘了人的心理现实，尤其是女性心理变态后的阴暗心理。 萧红的《呼兰河传》较之《生死场》，艺术上更加成熟，是一部难得的佳作，但在相当 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全面评价。茅盾就曾经在肯定其艺术之美的同时，对作者的“ 寂寞”心境及其投射在作品中的“暗影”表示过惋惜[1]。其实寂寞的乡愁在抗战时期 具有特殊的意义，“暗影”也未始不是战争阴云的折射。《呼兰河传》对启蒙主题的执 著开掘再次表明，这一主题线索并未因“五四”落潮而中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 为深沉地向前推进，其意义理应得到文学史研究的确认。以往小说史在主题、题材的勾 勒、阐释上做了很多努力，但这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间。譬如暴力问题，现代小说的暴力 题材很多，视角及叙事态度并非一律。有的揭露与抨击压迫者、剥削者对人民的滥施暴 力；有的呕歌被赋予正义色彩的社会底层的暴力反抗，肯定以暴克暴；有的则对社会底 层的暴力行为有所分析，如茅盾的《动摇》、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李劼人的《大波》里有对暴民趁机抢劫、施暴的批判性描写，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 》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有对群众在斗争地主的过程中的残忍的过火行为的 批评，只是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有意掩饰了这方面的内容；有的对暴力行为给予精 神分析的观照，如施蛰存的《石秀》；沈从文在早期作品中，有时为了渲染湘西野性， 对底层社会的暴力行为不无欣赏之意，但后来对暴力则多了些冷静的分析色彩，对无休 止的血腥复仇持有否定态度。现象是自然存在的，而典型现象则需要挖掘与提炼。鲁迅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兼顾小说的内涵与文体，以“志怪”、“传奇”、“话本”、 “讲史”、“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 ”、“谴责小说”等的演进，来梳理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汉文学史纲要》以“《书 》与《诗》”、“老庄”、“屈原及宋玉”、“李斯”、“汉宫之楚声”、“贾谊与晁 错”、“藩国之文术”、“武帝时文术之盛”、“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等为篇名；计划 中的《中国文学史》的分章是：(一)从文字到文章，(二)思无邪(《诗经》)，(三)诸子 ，(四)从《离骚》到《反离骚》，(五)酒，药，女，佛(六朝)，(六)廊庙与山林。[2] 这些标题所撷取或概括的，有的是经典文本，有的是经典作家，有的是文化氛围，有的 是文化象征，均为能够反映当时文学面貌与特征的典型现象，所谓规律自然寓于其中。 比较起来，现代小说史研究中虽然也有不乏精辟之见的典型现象概括(诸如思潮、流派 与作家个性等方面)，但总体看来，从理论框架与体系建构出发已经成为一种研究模式 ，而从文学史实中提炼典型现象则远远不够。就作家创作个性而言，譬如老舍，一些小 说史从市民作家的角度加以阐释，固然不无道理，确实抓住了老舍小说的精神、题材及 语言特征，但仅仅如此，还不能明确地区别于其他市民作家，而如果从笑与泪交融的角 度来看，也许能够更加贴近审美层面，把握老舍小说的美学特征。以笑与泪为轴心，还 可以展开对现代小说史上喜剧风格的探究，诸如李劼人、沙汀、沈从文、张天 翼、张恨水，可以将《阿丽思中国游记》、《鬼土日记》、《猫城记》与《八十一梦》 等寓言体小说加以比较研究。再如张爱玲，她的小说里总能或隐或现地看见一轮苍凉的 月亮，若从这一意象切入，可以发现她那独特的女性视角、女性体认、人生感悟、奇崛 冷艳与淡雅俗白杂糅的审美特色。在历时性的角度上，不妨把冰心、谢冰莹、苏青等带 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作家从“反月亮”的角度进行对照研究；在共时性的角度上，苍 凉的月亮也折射出日本侵华战争给沦陷区人民投下的心理阴影，由此展开对沦陷区文学 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