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代生活的挑战 王晓明 80年代中期，当现代文学研究界热气腾腾，人们普遍相信自己把准了文学和社会发展 的正确方向的时候，恐怕谁也想不到，15年后，我们会遭遇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现实吧 ：苏联解体，东欧和蒙古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倒塌，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 中国却从90年代初开始新一轮“市场经济改革”，经济持续增长；“冷战”由此结束， 资本主义经济乘势膨胀，“美国模式”似乎成了“现代化”的唯一典范，中国也开始加 入WTO，日益深入地浸入全球经济之湖；“互联网”和生物基因技术急速发展，成为“ 新经济”的两大门神，可在这样的“新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差 距却正在继续扩大；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地区差别、社会阶层的区分和构成、主导意 识形态、个人的生存空间……都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思想界在 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发生了明显的认识分歧：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和性质， 中国和西方的关系，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关系，资本主义、市场与“全球 化”，社会主义革命，“新经济”，对“现代性”的反省……重新成为思想界关心的基 本问题…… 在这个现实面前，许多最近20年间激动过现代文学研究界，甚至直接引领过它的变化 方向的概念，譬如“异化”、“主体性”、“纯文学”、“先锋性”和“个人写作”， 以及在背后支撑它们的那些理论和思想倾向，譬如对“现代化”的《河殇》式的向往， 对“语言”的本体论意义的突出的强调，对“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唾弃，“民族— 国家”、“市民社会”的理论，中国版的“后现代”理论，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资本 主义”、“传统/现代”之类二元对立的思路了，似乎都一一显出了它们的天真、粗糙 、片面乃至虚幻①(注：当然不是说它们已经全都一无是处，在有些场合，我相信研究 者还会继续使用其中的某些概念，甚至部分地借助它们背后的理论，但我确实明显地感 觉到，要想真正深入地把握今天的社会和文学，上面所说的这些概念和理论都不再够用 ，现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跳出它们划定的视域，不能再继续心安理得地倚靠在它们身上了 。)。倘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现代文学研究常常正是借了这些概念和理论的推 助而发力疾走，“20世纪中国文学”论也好，“重写文学史”也好，背后都分明晃着它 们的巨大的影子，那么，面对今天这样扑朔迷离的现实，几乎失尽了那些理论凭借的现 代文学研究，又该如何自处呢? 在今天，大概不会再有多少人真的以为，现代文学研究可以背对现实和理论，单凭“ 审美”感觉和历史资料而继续前行吧?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现代文学研究就是以“当下 ”的文学为基本对象，与这文学同步前行的。它热切地关怀研究者置身的现实生活，能 及时敏感到这生活所凸现的重大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问题，它更能有力地呼应那些尚未 被主流接纳的思想萌芽，甚至与当代最活跃的社会思想形成互动：这就是现代文学研究 的“当代性”，这研究的几乎所有的艺术敏感和思想锋芒，都和这“当代性”密不可分 。最近20年对鲁迅作品的“美学”意义的重新阐发，有哪一次不是和对当代生活的重新 理解互相激荡?至于“审美直觉”、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往复作用，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 样非常触目。刘西渭式的“印象批评”，本身就有一根支柱是取自现代欧洲的文学和美 学理论。30年代良友出版公司邀约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 院主持的两套“现代”和“当代”作家的资料汇编，更无一不显示了编撰者所信服的历 史、社会和文学理论的深刻制约。人类生活演变到今天，“理论”和“材料”，“直觉 ”和“推理”，其实都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再截然两分了，再要单执一面， 多半就只是束缚了自己②(注：我当然理解90年代初以来许多学者提倡多注意史料、少 谈理论，或呼吁返回“审美”和艺术批评的苦心，面对学术界的种种浮泛和粗劣的风气 ，人们本能地就会向偏重“客观”和“审美”的价值立场倾斜。在特定的情形下，这样 的倾斜自有它不容忽视的意义。但我同时希望，我们不应由此滑向另一个错觉，即以为 我们真可以经由单纯的史料的积累、或艺术直觉的引导，而深入推进学术的研究。对研 究者自身那种因为深藏而几乎不自觉的理论立场，我们应该保持不断的反省。有时候， 你自以为是依据对“事实”的把握而轻蔑某个时髦的理论(这轻蔑或许也并非全无道理) ，却想不到你对“事实”的那个把握当中，正有你过去接受的某种理论在起作用。)。 可是，90年代初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种要求研究者坐稳“学术”和“文化” 本位，不得“越界”的呼声，却日益洪亮，甚至可以说是成了主流的声音。它似乎认定 ，关怀当代生活与追求“学术”进步是一对很大的矛盾；它甚至纵容一种更严厉的判断 ：坚持“当代性”一定会背离“学术性”③(注：这似乎也正符合那种对“90年代”所 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概括。当然，这样的概括并不能太当真，缺乏思想含量的 东西，“学术”价值多半不高，很难长久“凸显”，反过来也一样。)。正是在这种气 氛的熏染下，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界贡献出了一大批在搜罗细节、填补空白、铺陈概 念和显示“规范”等方面颇为可观的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感却似乎日渐淡薄 ④(注：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并非全都如此，也有一些既具思想洞见，史料上也比较 扎实的著作，例如洪子诚和陈思和的两本当代文学史，以及稍早时候钱理群的《1948： 天地玄黄》。但是，与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的出版规模相比，这样的著作真是太少 了。)。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当代生活，收缩为仅仅是学院内的一项安静枯燥的专 业“活计”。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有些原因也很深，不可能在这里一一详论， 但我却想先指出其中的一点，就是研究者自身思维上的错觉或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