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出“潜在写作”一说以后，引起了一 些争议。人们所以关注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它关涉到几个作品产出时代的真伪，更 因为它关涉到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历史的评述的客观性、科学性问题。发表在《文学评 论》2000年第3期李杨的文章《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 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对包括“潜在写作”在内的《教程》中的一些问 题提出了质疑。同年第4期《文学评论》发表的王光东、刘志荣两人的《当代文学史写 作的新思路及其可行性——对于两个理论问题的再思考》对李杨的质疑作了回答，其中 也涉及到对一批“潜在写作”作品的考证、鉴定。王、刘两人作为陈思和先生的弟子和 《教程》的编写者之一，他们发表文章，当然不仅仅是代表个人的观点，而是作为《教 程》编写组的代言人，尤其是作为陈思和先生的代言人来发表意见的。京沪两地的学者 的这一交锋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在认真阅读了王、刘的《再思考》以后，我 觉得这篇文章的观点仍存在一些疏漏，它的答辩是苍白的，不仅未能说清楚《教程》中 的一些问题，反而增添了人们新的困惑。本文想就《再思考》论述中的若干疑点及《教 程》中的某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限于篇幅，将只涉及有关“潜在写作”这一方面的 问题。 首先，我以为，“潜在写作”作为一种文学史概念，它的提出，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 缺陷。即使在《教程》作者自己那里，“潜在写作”的内涵也是相当含混的，它有时被 视为特定政治环境下进行的地下写作，有时又指代一切未被公开出版发表的作品；而在 一般读者看来，它也可以指代过去或现在那些未被证实、可能存在的写作行为，它甚至 可以理解为暗中进行的打腹稿等写作方法等等。总之，采用这一文学批评概念，它使文 学创作作为某一历史背景下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变得扑朔迷离、难以辨识。从“史” 的角度来说，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产生的时期，判别的标准究竟 是什么?是以其公开发表的年代为依据，还是以写作的年代为标准?一般来说，当然是以 公开发表的年代为据，不如此，对作品的产出年代就缺少客观的一致的标准。但是，退 一步来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将特殊时期中某些作品的写作年代视为该作品的 产出时期，或许也是一种可予考虑的选择，正如《再思考》的作者所言，这可以体现“ 文学史发展的复杂性”。显然，提出“潜在写作”这一概念，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它是 针对特定时期的特殊环境而言的。然而，在《再思考》中，为了说明“潜在写作”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史方法的合理性，作者列举了一系列例证，以此来证明，“潜在写作 ”是一种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文学行为，而并非特殊环境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即作家被 剥夺了写作和发表其作品的权利以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因而，将它引入到文学史的研 究中来，是无可厚非的。按照这一看法，“潜在写作”是每个时期都存在着的普遍现象 ，那么，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现象进行独立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应该说，相当的作品都 曾有过“潜在”的过程，即使在创作自由的年代里也是如此。其原因是多样的。有的是 作者由于个人的原因有意地搁置，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有的甚至 终身秘藏，直到他逝世以后遗稿才得以发表。有时是因为编辑不赏识采纳他的作品，以 至延误了发表期，等等。上述情况都是大量存在着的，如果将这些现象都归入“潜在写 作”之中，则“潜在写作”的作品不知凡几。如果考虑到从写作到发表都有一个时间差 ，甚至可以说任何写作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潜在写作”。这样看待问题，不仅有违《教 程》作者关于“潜在写作”是指“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的初 衷，而且，“潜在写作”文学作为与“公开发表”的文学相对立的“类”的特征，例如 它的社会批判意识，它的个性化情感体验，它的超前的艺术手法等，也就不复存在，对 “潜在写作”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显然，《再思考》提出“潜在写作”现象 具有普遍性这样的问题，不仅未能说明作为一种文学史方法的“潜在写作”研究的意义 ，还徒然增添了混乱。 在对“潜在写作”作品真伪的鉴别上，《再思考》的作者提出的一系列看法，也有明 显的疏漏。例如他认为，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虽然经整理已非原件规模，但基本 内容也只是有顺序调整，或有删无增，应该说发表出来的部分也是可靠的”。先声明一 句，我这里并无否定张中晓先生的《无梦楼随笔》作为“潜在写作”作品的真实性的意 思，而只是就《再思考》的这种逻辑推理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以为，既是经过删削和调 整，且未了解到删改的情况，就认为“发表出来的部分也是可靠的”，这种结论难以令 人信服。只删不增，并不能保证发表的作品与原作一致。我们都知道，处于当时复杂的 社会政治环境中，人的思想观念不可能完全不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即使是智者也是如 此，他常常在保持某些清醒的思想认识的同时，也保留着时代产生的思想阴翳。因而， 他的作品常常会呈现出复杂的状况：有理性的闪光，也有迷雾的遮蔽，有优美的歌吟， 也有晦涩的呓语。这种时代思潮的擦痕，正是特殊社会环境中人的思想的真实展现。如 果去掉其中的某一方面，保留另一方面，很难说这些作品是真实可靠的。举一个简单的 例子吧，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是诗人文革后期的“潜在写作”，这两 首诗歌发出了与文化大革命不谐和的声音，抒写了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慨之情， 表达了诗人面对政治迫害的坚贞不屈的精神。但诗中流露出来的“左”的思想痕迹也是 非常明显的。诗中这样写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心头放射光华；/反对修 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团泊洼的秋天》)“面对大好形势，一 片光明，而不放声歌颂；/这样的人，哪怕一万个，也少于零。”(《秋歌》)这些带有 鲜明的文革色彩的话语，如果都予以删除，诗人也许会获得更多的称誉，但这就不是真 实的郭小川了。而正是因为这些诗保留了那一时代的某些病症，才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了 解到，极左的病毒，是如何地侵蚀污染人们的思想，包括一个对生活有着独立认识的杰 出诗人的思想的。同样地，我们也很难同意《再思考》所说的牛汉的诗歌《华南虎》， 将原诗的一百行删削为五十行，并添加了结尾的两句“还有滴血的/巨大而破碎的趾爪! ”仅仅“是为了使表达更加凝炼”，诗歌仍然“没有大的变化”。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 会懂得，无论是删削或添加，对于写作来说，都是重要修改，这二者之间并没有轻重之 分。 《再思考》把日记、笔记上保存的东西，视为真实可靠的“潜在写作”作品，这从一 般意义上来说是对的。但应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些日记和笔记是原初作品的载体。今 日传世的“潜在写作”的某些作品，虽然有不少称为来自日记和笔记中，但一方面这些 多源于作者的自述或编辑所言，并未经过核对，这就使其可信度打了折扣；另一方面， 有些日记和笔记本身不是原初的记载，而是后来追记和补记，或是在原有基础上经过加 工修改甚至创作的东西。例如杨沫后来发表的《自白——我的日记(1966——1976)》虽 然每篇都注明了时间和地点，但却似乎很难看做是真正意义上的日记。作者在日记中也 坦陈，其中有不少内容是追记和补记的。而我以为，除了追记和补记之外，还有加工创 作的成分，特别是作者抒写情感，发表议论的部分尤其是如此。凭记忆补记、追记的日 记是这样，凭记忆写作的诗歌和其他作品就更是如此了。不仅记忆难免讹错，而且追忆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如果追记时的客观环境与主观心境发生了大的变化 ，则又如何能保证追记的作品的真实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