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2)01-0087-04 建国后起初的七八年间长篇小说很少，20世纪50年代末才形成一个高潮。这次高潮， 作品数量也不多。据统计，17年时期长篇小说出版最多的年度是1959年，有32部。而据 茅盾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统计，仅1977年至1981年五年间就出版长篇小说406部。平均年 产80余部。但1981年就占了110部①(注：陈美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上海 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其后的发展更加令人惊讶。有人统计，80年代末至9 0年代初四五年间，长篇小说每年产量都在300来部。再以后则直线上升。1995年的年产 量已达700余部。1996年超过800部。1997年年产量接近1000部左右②(注：何镇邦：《 九十年代“长篇热”透视》，《光明日报》1998年2月26日，第8版。)。此后又有人说 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已达1100部③(注：陈鲁民：《中国文学角逐诺奖的八条理由》，《 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4期。)。产量如此可观，以至有“长篇泛滥”之惊呼。如今出版 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是特别出色或专门炒作，真的就会“泥牛入海无消息”。 出版量多当然不能说品质也好。相反长篇小说创作的泛滥还是一个问题。但它确实说 明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繁荣。而从艺术质地看，新时期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好作品。下 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从“大合唱”到“个人独奏”的具体情形。 一、社会化操作的“大合唱” 很多评论家都提到过这样一种现象：新时期以前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坛是 件大事，而且往往引起全社会的注目。如后来被称为“共和国长篇经典”的《创业史》 、《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都是数百万册 的发行量，都曾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改编成电影后更是家喻户晓。“文革”前夕出版的 《欧阳海之歌》，不到一年竟印发了两千万册，成为一种出版奇观。“文革”中也有如 此情形。除众所周知的《金光大道》是风行一时外，像《激战无名川》、《桐柏英雄》 、《征途》、《大刀记》、《万山红遍》、《春潮急》和《剑》等也是拥有众多读者的 流行作品。 长篇小说成为家喻户晓的“社会大事”，固然和有些作品不无可取处、总体出版量不 大而物以稀为贵等原因有关，但根本原因却是社会共同操作的结果。当时长篇小说创作 服从流行意识的“大合唱”，涉及到创作导向、出版规范、读者接受和作品评价等多种 因素。 由冯牧、缪俊杰主编的《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有个总序，它在评论五六十年代 长篇小说经典时曾指出：“由于政治的制约，从五十年代迭起的政治运动，以及理论上 ‘左’倾思想的发展和泛滥，文艺思想战线的‘斗争’愈演愈烈，行政上和理论上对创 作的干涉愈来愈多，这就不能不对文艺创作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④(注：冯牧、缪 俊杰：《时代的潮汐与历史的回音》，《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总序，见《三家巷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消极影响包括“从概念出发”，按概念“修改创 作构思”，把“精彩的章节或很有光彩的人物性格加以删节和修改”等等。这些问题的 出现，根本上就是服从流行意识的结果。 这里所谓“流行意识”，是指作家完全或基本按照社会流行或强制规范的思想准则和 艺术标准来创作，以集体化艺术规范马首是瞻。比如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表现 时代主流”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即是。1956年曾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并未真正落实，倒是“工具论”愈演愈烈。如1958年文艺界提出的“写中心”、“画 中心”、“唱中心”，以及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⑤(注：参见戴知贤《山雨欲 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口号，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化。 如此，作家个性意识往往丧失。17年时期和“文革”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更是深受影响 。 “流行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以“领导意志”为指导思想的社会规范。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前的指导性文艺思想主要来自至上而下的“上级指示”。“领导 意志”甚至领袖个人意志，常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诸如“上级指示”、“红头文件 ”、“国家政策”或“领袖语录”的“一言堂”，便成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 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首次高潮来说，题材的集中性、主题的相似性和艺术的模 式化就充分体现出大一统流行意识的特征。如《红日》、《红岩》、《红旗谱》、《创 业史》和《林海雪原》等都未能免俗。《山乡巨变》、《创业史》、《三里湾》等就多 按照“两条道路斗争”来设计情节、刻画人物。《风雷》、《艳阳天》这类“紧跟形势 ”的作品更是如此。上面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艳阳天》便依此设计“先进人物 ”、“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百炼成钢》等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也是围绕“忆 苦思甜，赶先进，夺红旗，传帮带”等原则来进行艺术编排。主题思想口径一致，歌颂 与批判均依照特定政治要求，显然和步调一致服从“领导意志”有关。“文革”时期， 长篇小说创作意识的集体化则变本加厉。《金光大道》就是一个样板。署名“上海《虹 南作战史》写作组”的《虹南作战史》和南哨的《牛田洋》，则完全沦为“帮派文艺” 的御用工具。它们按照“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 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所谓“三突出原则”塑造人物和炮制情节，将“图解 艺术”发展到了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