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近期创作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他们告别了九十年代的世纪末幻想， 能够直接面对当下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把社会变动在底层所掀起的波澜展示出来了 王：近一时期以来，不少大家熟悉的作家纷纷推出新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与 他们原来的风格相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变化。如刘震云的《一腔废话》、张炜的《能 不忆蜀葵》、苏童的《蛇为什么会飞》、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等，成为新世纪文 学的第一批成果。我觉得这批成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离开了作家在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的世纪末幻想，离开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而与当下社会生活有了更加直接的联系 。如苏童谈他的《蛇为什么会飞》是“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作品，而他以前的小说是习 惯于在历史中想象；张炜的《能不忆蜀葵》也比以前的作品有着更“鲜活”的当下生活 特征。这种变化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议论，传媒对这些作品的批评也特别活跃， 对于这些作家的新尝试和创作风格的变化，您是怎样看的呢? 陈：我注意到有关这批小说的批评。刘震云的《一腔废话》我还没有读，说不出什么 ，其他几部小说所发生的叙事上的变化，我认为是有时代性意义的。最明显的一点，就 是文学能够直接面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把社会变动在底层所掀起的波澜展示出来了。这 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政治经济秩序到社会文化心理，套用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作家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都翻了个身。在这种巨大的历史变化面 前，处于其中的文学与社会生活互动式地同步发生变化，其主流的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 构成了微妙的关系。回顾这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主流，作家从政治意识形态与现代化理念出发呼吁改革开放与思 想解放的互动式进步，由于当时生活真相还没有充分展开，作家通常是根据当时的时代 共名来推波助澜呼唤现代性的到来；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文学，由于大多数作家对市场 经济大潮缺乏精神准备，采取了回避当下生活的态度，有的从历史的角度继续知识分子 的启蒙理想，有的则以更加遥远的历史题材来寄托个人情怀，淡化地处理个人理想与现 状的尖锐冲突。即使一部分新生代作家与当下生活保持了近距离描写，也大都局限在个 人的狭窄生活空间，社会批判的力量明显减弱。第三阶段以新世纪为起点，就你刚才提 到的几部代表性的小说来看，一批在90年代有过重要影响的作家的个人风格有了明显转 变，在他们笔下，社会底层的人们被卷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浮沉起伏，新的时代风俗画 卷出现了。如王安忆，她在90年代的名篇《长恨歌》从历史的角度来讽喻现代的怀旧梦 ，显示出海派文化的左翼批判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反之，《长 恨歌》被海内外许多论者歪曲为张爱玲后的“新海派”经典，显然是违背这部作品原意 的，王安忆为了将自己的立场阐释得更加清楚而创作了《富萍》，对上海底层的人们赋 予理想化的赞美，但我认为这种为观念而创作的倾向是乌托邦式的，而非现实的，如果 朝这个趋向发展的话将会导致文学创作与现实距离的拉开。幸而王安忆下一部作品《上 种红菱下种藕》完全转变了《富萍》的创作道路，她转而去描写江南小镇上的故事，从 一个成长中的女孩眼睛里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小镇发生的种种混乱而有生气的生活场面，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转变。文学与当下社会生活的距离拉近了，出现了与当下生活 气息保持同步性的社会风俗画卷。 不少人反映这些作品阅读起来很困难。除了众口难调的因素之外，更主要的 问题在于：小说里诗性的因素越来越少 王：不少读者反映，这些作品阅读起来很困难，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较为琐碎的缘 故? 陈：艺术上众口难调是很正常的。这些作品没有鲜明性格的人物，更主要的问题在于 ，小说里诗性的因素越来越少。文学太贴近生活就容易被生活自身的琐碎拖得精疲力竭 。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把现实生活捏得粉碎，然后再重新创造一个精神的批判的世界 ，艺术中的现实生活应该是精神世界的一种表现，也就是王安忆说的心灵世界。但这需 要有一套对现实生活的坚定的认识。在今天，面对复杂变动着的当下生活，没有一种权 威理论能解释好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主流思想来指导人们认识生活。这也 是无名时代的特征。文学反映今天的生活，读者只能从感性出发去感受和理解，比如你 写民工，有的读者说好，但他只能用自己的经验来碰撞你的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看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表现当代生活不可能得到众口一词的叫好。但我觉得呼唤小 说的诗性的力量还是关键，它能帮助作家拥有对生活的透视力。 王：张炜在这方面做得自觉些。他的《能不忆蜀葵》也有变化，他以前在《我的田园 》、《柏慧》、《家族》、《外省书》等长篇小说里，把美的人性、道德、生命的追求 ，与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的冲突张扬起来，形成与现实的一种对抗力量，并构成对现 实、文化的批判，于是在他的作品中美好与丑恶，揭露与赞美鲜明地对立着，他笔下的 人物善恶也极其分明，善良、正义、高尚的形象和丑陋、卑鄙的形象截然分离。只有《 九月寓言》是个例外，《九月寓言》来自于民间大地的、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之间发生的故事，有着泥土的气息。奔跑的生灵和浪漫的想象，生命的自由活力和 悲悯的人类情怀交织在一起，呈现出诗性的美丽。但《能不忆蜀葵》既没有回到《九月 寓言》的民间大地，也与他以前的高扬知识分子人格理想的作品有别，它是一部贴近商 业大潮的社会写实小说，它有没有诗性的存在?您怎样评价这部作品? 陈：我觉得《能不忆蜀葵》是部很有意思的小说，体现了张炜思考当下社会生活时不 同一般的思路。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的意义都超出了作家对他们的预设的意义范围。淳 于阳立的故事是一个艺术家受诱惑和最后觉醒的故事。有一个浮士德的原型在里面。这 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直追求一种纯美的东西，与现实主流格格不入的浪漫的追求。他 像浮士德一样，在整个艰难的追求过程中被魔鬼诱惑了。他原来是一个与社会对立的、 特立独行的人，可是碰到一个魔鬼(老广建)把他带到一个豪华的度假村显现魔鬼世界， 经过诱惑以后，他走的道路就发生了堕落，等于把自己抵押给魔鬼，然后他一切从魔性 出发去追求他的欲望。他的欲望里仍然有着对纯美的追求，他想先做生意，发了财把一 个自然岛买下了，再去维护纯美的艺术。他要通过一个不纯的追求过程来达到纯美的目 的。但是他一旦卷入到世俗的追逐中去，就不可能战胜这个魔鬼对他的诱惑，最后他还 是摆脱出来了，只有离开诱惑才能摆脱魔鬼，他带着有蜀葵的画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个 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被魔鬼诱惑、又醒悟的过程。张炜写这部小说好就好在没有被现实的 琐碎拖着走，他只是把现实的东西做材料，还是为了强调他的关于大地的理想。我们再 来讨论另一个人物桤明。有的批评家批评这个人物写得单薄，其实是作家对这个人物的 阐释上出了问题。讨论桤明先要讨论史珂，《外省书》里的史珂是一个怀着走向民间的 道义感，面对物质生产的逼近一退再退的人，到了《能不忆蜀葵》里的桤明，他变得左 右逢源，成为这个社会的成功人士，一个看上去有道德操守的人，这恰恰是这个社会所 欢迎的人。他的画卖得出价格，暴得大名。虽然他自己还很警惕，保持一种清廉，但实 际上已经不干净了，包括他的爱情和家庭生活。为了维持一个名人的形象他必须牺牲很 多珍贵的东西，这表明这个人的人性已经被名利所异化。这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所谓成功 人士的知识分子的最尖锐的批判。反过去再看淳于，这个看上去没有人性的人，一个充 满着嫉妒和愤怒、生活在乱七八糟环境中并受到魔鬼诱惑的人，却保持了本来的人性。 这种本来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却被看成一个丑恶的行为，连我们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都 把桤明和淳于作了颠倒的理解。其实这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现实社会就是这 样，社会不会给他一个很完美的想象，一个充满个性的人、有独立追求的人并不是想象 当中的完美的人，不是的，他往往就是以这样一种破碎的、令人厌恶的形象出现的。所 以我觉得张炜这部作品对人物的复杂性表现得很好，但很多人都把问题看得简单化了， 那个桤明，包括那个《外省书》里的史珂，张炜自己也把握不住他的人物，他一再认为 这些人物是他歌颂的人物，但一经生活环境的检验毛病都出来了。这个毛病在《家族》 里面是没有的，因为《家族》写的是想象的精神世界，想象的世界里正面反面都是一清 二楚的，但是这些人物一放到现实生活中描写毛病就出来了，客观上这些人物的复杂性 已经不是作家主观上能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