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文学史》的写作获益于十年学术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 批判，不会有这本“知青文学史”，没有学界由惟理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书也不可 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在民间文本的搜集、整理过程中，碎裂的材料迫使我采取归纳法，在其中寻求内在联 系，而不是通过理念逻辑地推导出观点。例如书中谈到的知青“流氓无产者”习气，这 本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以往我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呢?原因就是受到先验哲学的影 响，对思想之外的事实视而不见。现在我意识到，这个群体由于在社会上找不到生存位 置，多次滑到贫困线以下，终于由理想主义转向生存主义。书中的一些发现，实际上是 常识性的。经验主义使我恢复了常识理性。在我看来方法论的转变，比具体结论本身更 为重要。 经验主义被误认为是舶来品，显示出常识理性的王小波，被学界认为是一种意外之喜 ，实际上中国自古有经验主义的传统，儒教就是建立在常识理性上的一种世俗哲学。前 有胡适，后有顾准、王小波，经验哲学能够被知识界接受，还是由于它接中国的地气。 早期传统中并不缺乏经验主义因素，从《论语》、《史记》到《坛经》，都是实践感 悟重于逻辑体系，到了程朱理学，将纲常绝对理念化，抹煞了原始儒学中人作为道德主 体的地位。理学产生后，就一直受到狙击。明代有李贽、汤显祖，斥责理学杀人，清初 士人批判理学“舍物以言理”，倡导“实学”，兴考证之风，“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 义理”。黄宗羲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应和了早期儒学“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的原始民主精神。 对待民族传统有两种态度，一种借西学批判地继承原始儒学，一种是借西学恢复理学 。黑格尔主义能盛行于世，就是因为在本土有理学的支持。中国黑格尔主义的底本就是 理学。“新儒学”借黑格尔阐述理学，披着西学的外衣借尸还魂。经验主义哲学的确立 ，对于整理和继承民族传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惟理主义转向经验主义，是理论预设和思想方法的重大转变，意义十分深远。这是 十年学术的重大收获。回首90年代，如船过三峡百转千回，终于驶入广阔的江汉平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