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8日至20日，“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 海大学举行，主办者为上海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在研讨会期间，来自国内外的 百余名专家学者纷纷就相关议题发表见解，并展开热烈讨论。其中，钱谷融(华东师范 大学)、李欧梵(美国哈佛大学)、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开幕式上作主题发言；王 晓明、袁进(上海大学)、尾崎文昭(日本东京大学)、张新颖、倪伟(复旦大学)、夏中义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陈美兰(武汉大学)、蔡翔(《上海文学》)、薛毅(上海师范大 学)、吴晓东(北京大学)、包亚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卫威(河南大学)等 二、三十位学者先后在大会上作专题发言；陈思和(复旦大学)、胡志德(T·Huters，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此外，钱理群(北京大学)所作的“特 邀评论”，以其深刻的反思与饱满的激情，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共鸣。 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困境出发，王晓明在发言中率先提出了“现代文学研究 的‘当代性’问题”，意在重新恢复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思想的互动关系，以应答社会 和文化现实，特别是融于其间的重大精神问题。他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包括过 去通常称之为“近代”的文学，更包括当下的文学，故其研究范围的时间下限不断延伸 ；它的研究对象也不限于文学文本，而包括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和社会文本。在此定义 之下，现代文学研究显示出与研究者所处的当代社会政治、文化或精神现实的直接联系 ，这就使它具有了鲜明的“当代性”。其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接受国家意识形态 的渗透和控制；二是对研究者所处的当下重大的社会、精神和文化问题的敏感，对尚未 被主流接纳的思想萌芽的呼应，以及与当代最活跃的社会思想之间的互动。至少到80年 代中期为止，许多学者相信正是这后一种“当代性”为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使之 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科之一。但进入90年代后，当学界开始检讨80年代的“激 进主义”、呼吁建立学术规范时，现代文学研究界也相应地提出要安守本位，不应过执 “当代性”而背离“学术性”。受这一主流倾向的影响，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 一大批在搜罗细节、体现学术规范等方面颇为可观的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感 却日渐淡薄。如何看待现代文学研究愈益疏远这后一种“当代性”、愈益“专业化”、 “学科化”的现象?是在目前社会普遍“失范”的情况下鼓励这一趋势，或者听其自然? 还是将上述现象视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萎顿现象，且和目前更大范围的精神迷惘和逃 避相联系，故而觉得有必要展开深入的讨论和反省，以促成整个学科的“转变”? 基于上述思考，他进而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努力直面现实、但又绝不重蹈过去 那种将文学研究仅仅当作社会批判工具的覆辙，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发展对当代重大问题 的敏感和回应?如何理解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与所谓“思想锋芒”、“艺术敏 感”的关系?在充分意识到“现代中国”及其文化所内含的外来或“世界”因素，意识 到当代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各个方面的愈益紧密的互动关系，现代文学研究者该如何 努力拓展真正的全球视野?与此同时，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处理文学中所凝聚、所体现的 “本土”经验?如何通过对此种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发，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的思想 资源?如何把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关系?……上述问题，引发 了与会专家学者从各个方向上进行的回应、争议和探讨。 一、如何看待“学术规范”与“思想锋芒”、“艺术敏感”的关系? 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化趋势，以及有人判定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论 断，夏中义从学术积累和传承的角度出发，强调建立学术规范原是为了精神和思想价值 的强化、而非淡出，且不应将“思想”狭义地理解为仅仅是对社会现实和公共问题的 应答。因而就广义的思想发展而言，他认为目前所谓的专业化趋势看似有所“失落”， 实则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进展”。陈思和更呼吁要回归专业研究领域，强 化“岗位意识”，并在具体研究中带入对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在他看来，80年代的那批 优秀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正是以这种方式间接地、却又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回应了许多 重大问题，从而复兴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更何况，时代和现实问题往往充满困惑、解 释不清，难以当下把握它，然而却可以经由审美的、精神的层面而得以充分展现(他举 王安忆为例)，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做具体的专业研究。所以，他热切地希望大家都 能回到文学中去、回到自己真正喜欢的感性中去。钱理群则对当下学术的生存环境和学 院派研究的利弊作了清理。在学术界所面临的体制化和商业化这两大危机面前，他既赞 成提倡学术规范，因为真正的学院派研究有利于维护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同时他 又警示出其陷阱所在，即或者是沦为智力游戏、惯于对材料作技术性操作而丧失学术生 命力，或者形成限制和压抑性机制而导致学术霸权的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他表示，自 己的学术研究要尽力跟当代生活保持息息相关的联系：一是要高度重视中国本土文化及 其实践经验，二是尽力做到使问题意识产生于当代，但研究与思考本身要有距离，富于 超越性，让现实关怀与超越关怀结合起来。对此，吴晓东也提醒大家：在提倡关注“当 代性”的同时，也要避免因当下立场的过于明显，而可能丧失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