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要研究中国小说史，要了解中 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流派的创作与改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鸳鸯蝴蝶派”这一名称的来历，平襟亚曾有过详细的叙述。他道是上海人几位文人 于1920年某日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店聚餐，席间以“鸳鸯蝴蝶”四字为令，飞觞行酒 ，又道徐枕亚的小说哀艳缠绵，可称“鸳鸯蝴蝶派”小说。隔墙有耳，随后传开，徐枕 亚遂有“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之名，后又波及与徐交厚或风格接近的其他小说家①。此 论甚为流行，但考察文史，却发现不甚确切，“鸳鸯蝴蝶派”之得名恐怕更早一些。周 作人在191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及徐枕亚的玉梨魂是鸳鸯蝴蝶体②。这个小说流派又有 一个名称叫做“礼拜六派”。所谓“礼拜六”，乃是该派的一个重要刊物的名称。周瘦 鹃曾说：“我是编辑过《礼拜六》的，所以我年轻时和《礼拜六》有血肉不可分开的关 系，是个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③。有文学史家又将这个流派称为“鸳 鸯蝴蝶—礼拜六派”，以道明这个流派以言情起家，又广泛继承传统小说众多题材并借 鉴外国小说的众多样式，从而形成众多分枝的状态④。对“鸳鸯蝴蝶”的解释也有广义 与狭义两种。鲁迅认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新的才子+佳人的小说，“但佳人已是良家女 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⑤， 可见他是把“鸳鸯蝴蝶派”小说视为言情小说的。佩瑞、林克却道：“一般非共产党的 著作里使用这个概念是指言情小说，而共产党的著作里则用它来概括所有的旧派小说” ⑥他所谓的党与非党的不同实际上就是指狭义与广义之分。就狭义而言，“鸳鸯蝴蝶派 ”小说系指“成双配对”的言情小说，甚至是特指民国初期的四六骈俪体言情小说，如 徐枕亚的《玉梨魂》；就广义而言，“鸳鸯蝴蝶派”小说则包容了该派的众多题材分枝 ，不仅有哀艳缠绵的言情小说，而且有铁马金戈的武侠小说，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等。 “鸳鸯蝴蝶派”的产生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有直接的关系。梁宣称：“欲 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 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⑦作为对他的号召的 响应，具有改革思想的小说家们开始创作在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都焕然一新的小说。范 伯群选编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将该派小 说列为武侠传奇、言情姻缘、江湖会党、社会讽喻、侦探推理、人生哲理、政治国耻、 劳工生活、问题小说、家庭事务、倡门狭邪、黑幕揭秘、滑稽笑柄、别裁游戏等14类， 其实它的主要分枝只有6个。 其一是言情小说。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张恨水是此中巨擘。徐的《玉梨魂》， 李的《美人福》，吴的《孽冤镜》于民初三足鼎立，而张恨水则以《金粉世家》和《啼 笑因缘》等百部长篇颠倒众生。其二为武侠小说。民初时有叶楚伧、何海鸣、姜侠魂、 杨尘因、胡寄尘、陆澹庵、范烟桥等成名作家张扬侠义精神，30年代向恺然与赵焕亭出 ，这“南向北赵”二人不仅在武侠小说领域掀起巨澜，更开辟了后来被人称为“五大家 ”的李寿明、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等人成名的道路，致使奇幻仙侠，社会反 讽、悲剧侠情、江湖技击、奇情推理众多流派风格争妍。其三是社会小说。张恨水的《 春明外史》以百万言再现古都北京在新旧流变中的社会众生相；李涵秋的《广陵潮》展 现了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七十年间的稗官野史；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则是 一部“十里洋场目睹之怪现状”。这一类小说对现代社会特别是都市生活的细致描绘构 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社会风俗长卷。其四是侦探推理小说。这一派的大师是程小青与孙 了红，前者写东方福尔摩斯的故事《霍桑探案》，后者写东方的亚森·罗平的故事《侠 盗鲁平奇案》，皆情节精彩，兔起鹘落。其五是帮会小说。姚民哀为此派高手，他自称 行走江湖二十年，耳闻目睹之事尽多小说材料，如关东的马贼、山东的响马、陕西的捻 子、晋豫的麻子、以及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三点会、兴中会、青红帮等等，颇多 可歌可泣之情事，大有详述之价值。他的《山东响马传》、《秘密江湖》等是这类作品 中的代表作。其六是狭邪黑幕小说。这一派小说又有倡门与黑幕之分，前者写妓女与嫖 客的情和骗，如华倚虹的《人间地狱》，包天笑的《烟蓬》，李定夷的《狎邪鉴》；后 者重在揭露江湖上的重重黑幕骗局，如越苕狂的《罪恶制造所》，张枕绿的《冒牌》， 冯叔鸾的《孽海红筹》等。 二 “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曾经起过重要的铺垫作用。比如，“五四” 时期盛行的书信体、日记体小说便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从西方引进的，早在1911年 徐枕亚便模仿小仲马的《茶花女》写出了书信体小说《玉梨魂》，之后又写了长篇日记 体小说《雪鸿泪史》。此外周瘦鹃、李涵秋、包天笑、吴绮缘都有日记体和书信小说问 世。又如，“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也不能绝对地归功于陈独秀、胡适诸人，就 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同年同月，包天笑便创办和出版了白话刊物《小说画报 》，他还在卷首语中写道：“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语之文学… …”。当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尚在作“刍议”时，便已经有了一个通体白话的刊物与读者 见面，这恐怕不能称为巧合，而只能视为“鸳鸯蝴蝶派”作家与新文学倡导者们在观念 方向水平上的相近。尽管如此，“五四”新文学阵营仍在始兴之际便批判“鸳鸯蝴蝶派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更是对之大施挞伐。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叶圣陶等对其所 作的批判至今读来依然咄咄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