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01)02-0052-07 清近以来，词学师承渊源脉络分明，近代词学名家多各有所本，也都专门治词。如龙 榆生出于朱孝臧门下，唐圭璋受业于吴梅，夏承焘则曾长时间潜心研词。这些名家学问 可谓精深，研究可谓透彻，但他们的所师所本，却与传统词学有千丝万缕关联，故而无 论在治词方法，还是在词学见解上，都显示出传统积淀的深厚，前进的步履每每遵循着 传统的轨迹。而反观一些非专门词家的学苑人物，如王国维、胡适等人①，之所以能够 摆脱羁绊，另求树立，在词学发展道路上开辟新径，成为词学史上具有突破与开创性的 人物，主要原因也许与两个方面密不可分： 一、他们所治之学皆极广博，故能融汇诸学，不受本门限制。 二、他们都曾留学国外，眼界开阔，不受传统限制。 王国维是由精研哲学而转向词学探索的。因为他精通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 理论，又熟谙近代西方的研究方法，并用之以架构近代词学理论。其“境界”一说，显 然受西方美学思想影响。可以说，王国维是第一个引进西方观念来观照词学发展的学者 。其后胡适在词学研究上大胆采用新的观念和方法，显然是受到王国维的启发和影响而 更进一步，尤其是在对于传统词学的继承与改造上，胡适将其与白话文学主张相结合， 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对现代词学的发展具有奠基之功。 胡适与王国维不同的是，王国维毕竟有一段时间专研词学，不仅有风标卓特的《人间 词》传世，而且有《人间词话》专书阐明其“境界”理论。虽然用的是“词话”的“旧 瓶”，装的却是自成一味、醇酣醉人的“新酒”。时至今日，依然飘香。而胡适却没有 专门研究过词学，照他自己的话说，甚至“不专治文学”②。所以他虽然在词学研究上 颇有创建，成就却远不如王国维。亦因其无心为词，故而在论述上也不免零散、杂乱甚 而前后矛盾。这些都影响到胡适在词学上的成就。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现代词学仍然不 能避开胡适、绕过胡适，更主要的或者不在于胡适有过那么一些词学见解和创作，而在 于他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树立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它的涵盖是如此之广，以至于 在各种文体领域，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带来了崭新的观念，促使其迅速改变面貌 。也许只有从文学革命这一角度来看胡适在词学上的探索和创新，才是真正公允和客观 的。 一 词乃通向白话新诗的桥梁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刊出《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所谓新文学“八事”的标准 与要求，也即文学革命对于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具体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 ，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 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此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 》，振臂一呼，应者如云，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就此揭开大幕。这场文学革命的 中心使命，是以白话取代文言。其实，早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便和友人 讨论过白话文的主张，并尝试创作白话诗。他在留美期间写就的《沁园春·誓诗》③， 实际上就是一首新文学运动的誓词：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 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骞旗作健儿。要空前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 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年青的胡适雄心勃勃，要“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当然，若按胡氏本人的“八事” 标准，这首词还不是纯粹的白话词，甚至还犯了“用典”、“套语”等病，但其中昂扬 的革命斗志和气概，还是让人感觉耳目一新。胡适幼有“少年诗人”之名④，后留学美 国，并未忘怀诗词。1915年的留学日记中，有多篇读词札记，但此时所作之词，仍不免 文绉绉的，和传统词作毫无分别，如1915年所作《满庭芳》之词⑤： 枫翼敲帘，榆钱入户，柳绵飞上春衣。落花时节，随地乱莺啼。枝上红襟软语，商量 定，掠地双飞。何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归期今倦数。十年作客，已惯天涯。 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晚日，指点过 湖堤。 这首词非但绝无新意，还因借用前人成句过多，连“原创性”都大打折扣。 胡适诗词创作的转折时期在1916年夏秋之际，而其文学革命思想的勃兴，亦在此一阶 段。可以说，胡适是自觉地把诗词创作，当作了白话文学革命的实验和当头炮。这里面 的奥妙，我们自然不难一眼窥破：正统文学中，最难于以白话表达的，便是诗词。胡适 自己也曾说过：“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⑥当时胡适因为 提倡白话诗的缘故，与好友梅光迪、任叔永、朱经农等笔墨往来，论战正酣。梅、任诸 人的论点，便是“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⑦可见 ，以白话作小说、曲艺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用白话冲破传统诗歌的文言壁垒。胡适对此 亦无足够自信，笑言诸友“假我数年之期”，欲“实地练习之”⑧。这种大胆实验的精 神，最终使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大获成功。 这里，我们特别要留意胡适辩驳梅光迪的回信中所说的一段话： 老梅函云：“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请问：“词曲” 与“诗”有何分别?此其“逻辑”更不如足下之并不认白话词曲者矣。⑨ 自从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来，词、曲地位颇见高涨，但终究未曾等同 于“诗”。在时人心目中，词曲和诗仍是性质迥别的不同文体。而胡适为了倡导他的白 话革命，大胆道出词曲与诗并无分别，这种“诗词一体”的观念，胡适此后始终遵循， 并有更深入的探讨和见解。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更是身体力行的验证着这一观念。我们 不妨这样设想：胡适关注于词，实际上颇有点避难就易，迂回前进的味道。因为以白话 为诗实在困难，而胡适又孜孜于以白话诗这一最难为之体向世人挑战，所以他姑且先由 词曲入手——既然“诗词曲一体”⑩，长短抑扬的白话词曲自然也便算是白话诗——而 现成的“活文学”的材料中，确实也是词曲比诗中更多近于白话口语之作。胡适自己就 说：“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至于词曲，则尤举不胜举。……至于曲，则适 在绮时曾写《琵琶记》一段。此外佳者更不可胜数。适此次作白话长诗，其得力处都在 ‘杂剧’。”(11)后一句则是直接承认其所作白话长诗，实际上是借用了词曲的形式。 故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胡适强调他在“白话诗试验室”里，所经历的三个发展 阶段是：“刷洗过的旧诗”——“变相的词曲”——“纯粹的白话新诗”(12)。我们得 承认：当胡适在文学革命的征程中彷徨无依时，词是帮过他大忙的。看胡适集中第一首 白话词《虞美人·戏朱经农》(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