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12-0150-05 死后被尊为“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在青年时代就从提倡文艺运动的失败中反省 ，看见了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①他又感叹“中国一向就少有 失败的英雄”，而“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 亡。”②其实鲁迅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少有的失败的英雄，失败于所为乃是他几乎命中注 定的莫大的悲剧。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一切真正的英雄”“其命运只能是悲剧 性的”，③而这种悲剧性本质上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 现”之间的冲突。④ 一 国民性问题自20世纪初即受到中国第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视。1902年梁启超创 立“新民”说，倡导“道德革命”，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敬告青年》等 文章，都系统阐述了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主张。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就是在日本弘 文学院开始的，几乎与梁启超同时，但他思考的重点不是构建理想国民性的体系，而是 挖掘现实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否定性思维和韧性的战斗是他独具的特质。鲁迅对中国 国国民性的感情最热烈，认识最深刻，批判最彻底，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后期比前期有发 展，但执着于改革国民性的思维方式和奋斗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鲁迅没有系统论述中国国民性的宏篇大著，他对国民性弱点或曰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 要通过小说和杂文进行。写阿Q就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⑤其他 文学形象，包括“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⑥也莫不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改 革国民性的总主题。杂文的形象性虽不如小说，但意旨比小说更明显，表达也较直接， 无论是文明批评还是社会批评，大都与国民性问题有关。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 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⑦而“‘中国的大众的 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⑧粗略地罗列一下，鲁迅在杂文里明确指出过 的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就有：卑怯、凶残，贪婪、自私，敷衍、守旧，昏乱、迷信，调 和、折中，麻木、健忘，无特操，信命运，要面子，眼光不远，善于做戏，自欺欺人， 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不敢正视人生的瞒和骗，不能平等待人的骄和诌，只求做稳奴 隶的苟且偷生，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等等。上述种种有的表面上似乎自相矛盾，它们也 并不一定同时都暴露出来，在不同条件和处境下表现即有所不同。对此，鲁迅在一篇讨 论国民性的“通讯”中有十分精辟的分析：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 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 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务，看见别人奈何他 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 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 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 下好看的假面具来。⑨ 他以凶兽和羊为喻，认为“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 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 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 去，一定要完结的。”⑩ 中国人国民性的弱点决不是天生的、固有的。王瑶先生在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时发表 专文《谈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把鲁迅在杂文中多处讲到的国民性弱点产生的原因 大致准确地概括为三点：“首先是封建等级制度”，“其次是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 第三，“屡受外来侵略”，“这就说明，鲁迅对国民性弱点的分析既是从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现实出发，同时又是考察了它所形成的历史根源的。”不过，说“无论国 民性的积极面或消极面，鲁迅所注视的对象都是劳动人民”，(11)却并不尽然。至少， 鲁迅还密切注视着自己所属的中国的文人，即所谓知识分子，而后者当时尚未被视为劳 动人民一部分，事实上两者也不可能混为一谈。因此，说鲁迅关注的重点是劳动人民还 可以，说“都是”则有偏颇，这里关键是对国民性的解释。在鲁迅笔下，“国民性”是 与“国人的魂灵”、“民族根性”、“中国人的性情”等类词语同义的，用现在的话语 就是中国人——鲁迅所指实为中国的汉族人——的文化心理，即形成和表现为民族文化 的心理特质。鲁迅把儒家所谓的乱世治世“直截了当”即一针见血地称为“想做奴隶而 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2)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 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 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13)存在决定意识，所以，“中国的文化 ，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14)其中所显示的奴性心理(奴 隶性和奴才性)就是国民劣根性的核心。这种文化属于全民族，奴性心理更非劳动人民 所独有。它来源于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即所谓“圣人之徒”，依靠专制和“话语 霸权”得以普及，上行下效，逐渐深入人心，形成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愚民的发生， 是愚民政策的结果。”(15)“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 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16)皇 帝统治时如此，“民国”以后呢?“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 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 表。”(17)鲁迅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 治地位的思想”(18)可谓“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