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1)06-0007-06 198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北京大学的钱理群、 黄子平、陈平原提出了整合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观念“20世纪中国文学”， 以后他们又以《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在北京发表[1]，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 反响，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主流话语”。 从5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附庸政治、实录式的研究居多。粉碎 “四人帮”以后，当代文学史研究进入拨乱反正阶段，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正式建立起 来，但这时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陈陈相因者多，有创意的学术著作甚少。1985年重新调 整文学史的宏观格局，着眼于百年文学史的整体构建后，当代文学史研究迎来了理论创 新期。 这里说的“百年中国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史概念。 它以其整体的视界、“一览众山小”的气度，突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 这无异是一项革命性举措，其意义在于： 不再按革命史的话语模式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它不仅解放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 而且填平了近、现、当代文学分期的鸿沟。它的无定型的文学本体，使研究者能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对当代文学史作出崭新的解释。此外，它设定的作为大背景的世界文学 与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关系的构图，有利于研究者寻找当代文学的源头和认识它 与世界文学发展的同步性，确认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成就决不比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文 学逊色，这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自尊心。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三位一体，又有 利于提高当代文学的研究水平。 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重镇诚然在北京，但上海的力量也不容忽视。1988年7月，复旦大 学陈思和、华东师大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和京派提出的 “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是同一思路。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的评论家，他们均有感于过 去政治作为唯一的标准研究新文学史，致使张爱玲、沈从文等一批写过广泛影响作品的 作家被排除在现、当代文学史门外。他们下决心要打破文学史编写一言堂的局面，希望 恢复文学史应有的科学态度，以富于个性化的多元学术研究取代只此一家为政治服务的 声音。用陈思和的话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文学史著作 行列里再多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立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 要改变这门学科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 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2] “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不仅要改变《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性质，而且还要改变指 导新文学史研究的文艺观：“把文学史研究从那种仅仅以政治思想理论为出发点的狭隘 的研究思路中解脱出来。”他们要对原来现代文学史上的各种结论重新审视。这种审视 ，就是对过去夸大文学中的政治因素，人为地把新文学区分为主流、支流、逆流的公式 的怀疑，对那种以政治标准来选择文学主潮论的质疑。他们所追求的“是为了倡导一种 在审美标准下自由争鸣的风气，以改变过去政治标准下的大一统学风”，原因是“有许 多在政治社会划一标准下无可争议的现象，在审美的标准下也许会出现热烈讨论的话题 。”[3] “重写文学史”倡导者既有宣言，又有行动。在具体实践方面，《上海文论》先后发 表了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4]、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 ——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5]、王雪瑛的《论丁玲的小说创作》[6]、蓝棣之的《一 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7]、王彬彬的《良知的限度——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的何其芳文学道路的批判》[8]、周志宏和周德芳的《“战士诗人”的创作悲剧 ——郭小川诗歌新论》[9]、沈永宝的《当代文学运动中的宗派》[10]、夏中义的《别 、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11]，等等。 进入90年代以后，“重写文学史”——以百年为整体观照的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动 向。先是1994年王一川等合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12]，分小说、散文、诗歌 、戏剧等卷，其中以“小说大师文库”的排名最具争议：原来有定评的茅盾惨被除名， 而取而代之的金庸名居第四。在排名者看来，当代文学也有“文学大师”，但这“大师 ”不出在内地而出在香港，其取得成就的文类不是雅文学而是俗文学，这均显示了编选 者研究百年中国文学的当代文学的新视角。此外，谢冕于1996、1997年分别与孟繁华、 钱理群合作编选的两卷本《中国百年文学经典》[13]、《百年中国文学经典》[14]，也 是“重写文学史”观念的实践。编选者对不少被漠视或被否定的作品作了新的发掘和肯 定，这对当代文学史也是一种改写。但该书对“经典”的标准缺乏严格的界定，有些重 要的作品被“有意遗漏”，而一些平庸之作却榜上有名，因而引起极大的争议。 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在回顾与反思百年中国文学时，将文学与文化的现代化作为 基本的评价立场，将诸如“人性和审美”这样一些观念置于文学史的图景中心，因而引 发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新变。以陈思和而论，在90年代中期，他提出以“庙堂”、“民 间”、“广场”三个概念来描述百年中国文学史。他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寻找出一种 民间文化存在的轨迹：从延安年代改造旧秧歌到赵树理的悲剧，再到十年浩劫期间普及 样板戏和民间文化重回民间。从80年代文化寻根到新历史小说的崛起，再到张承志、张 炜的作品。陈思和的论述，尽管“民间”的概念有时是指对抗“庙堂”意识形态的独立 文化空间，有时又成为一种与知识分子抗衡的文化力量，但在他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中， “民间”所占的位置最为突出，由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5]，便是陈思和 文学理论观念的具体实践。除“民间文化形态”外，他提出的“战争文化观念”、“共 名与无名”、“潜在写作”等理论在这种教材中均有所贯彻。它既是一部通俗浅近的教 学用书，又兼有学术著作的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