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2)-01-0076-06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学科命名，并由此生发出的学科文学史意识、理念、规范等 ，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定政治历史语境和审美历史语境的产物。 之所以命名“中国现代文学史”，且形成主宰半个多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 研究的已经体制化了的学科意识，究其原因可以进行多维度的探察，除了沿用在学科创 立之前曾有的“现代文学”称谓外，主要在于：其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国社 会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新阶段，这样便以新中国成立 为界碑将中国20世纪文学切割为两大区段，从“五四”到建国前则名之为“中国现代文 学”，建国后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至于这种划定是否合乎文学演变规律，后文将论 及)；显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定名，重要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这已是众所周 知的。“现代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特殊意识形态随着建国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 化结构的变化势所必然地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既要从理论导向上为新政治、新经济和新 文化提供舆论支持，又要通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培养新经济、新政治、 新文化建设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其二，就文学自身格局的形成来说，五四文学传 统其内涵的丰富性、冲突性和深邃性、多向性，为中国新文学演变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中经三十年代发展到四十年代已出现了各种形态文学的多元并存的局面；但这多元文学 的发展态势却有强弱之分、主次之别，尤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不是协调统一的，而 是相当紧张。其中生成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苏区的革命文艺直接导源了四十年代延 安文学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到了建国之初则成了强势文学，其他各种形态文学即使 代表了五四文学的主导传统也因不合时宜而成为弱势，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就变成了独 尊工农兵文学的一体化局面，这是文学的选择也是时势的选择。况且“中国现代文学史 ”作为一门学科，它的指导思想、阶级性质、文化范畴、历史地位乃至价值标准、方针 路线等，早已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献中有了明确 的论述，“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便被权力话语纳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范畴，成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新中国成立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终结，研究并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意味着在研 究和书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于是《新民主主义论》成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 论经典，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就是对这一理论经典的印证和阐释，这也是将新中国成立作 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底线的唯一的理论根据。其三，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在建国之初 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新学科，不论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建设的不遗余力推动其发展 的绝大多数作家，或者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新学科建构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欣然接受 并认同“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学科命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 次文代会上，茅盾做了题为《在反动派的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 做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分别对抗战以来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 发展的情态作了总结，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史论和史料根据；特 别郭沫若做的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 性质的论述，确认“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艺，而是无 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并认为“这样的特点中，无 产阶级领导又是最根本的特点”；又对三十年来文艺界的“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 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与“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 相互斗争的历史也做了总结。这个报告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界定预设了有力根据 又为此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指导性的权力话语。上述三个报告不仅体现了新 政权对新民主主义文学的认定和今后人民文学发展的导向，也反映了大多数作家对中国 现代化文学的总体看法和对未来文学的期待。乃至1950年似乎已水到渠成地建立起“中 国现代文学史”这一新学科，自“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作品评论、文学思潮流派研究 和文学史书写都为新学科的形成作了学术理论和文学资料的准备，而是年5月中央政府 教育部正式颁布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 家和作品的评述。”随后便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程 大纲，并在《新建设》杂志(1951年第4期)的“学术专栏”里发表出来，不久王瑶的《 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建国后第一部完整的史著便问世了。这就从教学大纲和写作实践 的结合上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基础，既反映出大多数学者认同这个新学科并勇 于承担建设新学科的使命，也体现出学者们接受了以政治理论框架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 的学科意识。 上述不厌其烦地从多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及其相关文学史意识 形成的粗略原因，虽然没作深入的开掘和有深度的论析，然而从这些确凿的史实与通晓 的道理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自身的正名，既有特定政治历史语 境和文化历史语境下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又有它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是彼时作家 们和学者们的自觉要求与理性期待，一言以蔽之，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因而当我们 立足于21世纪之初的认识制高点上，回望和反思建国之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 命名及其建设实践时，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又要尊重历史唯物主义，即使要解构“中国现 代文学史”学科意识也要熟悉该学科是何种结构形态，它的学科史又是怎样建成的。我 们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是可以进行更名的，也是同意对其学科理念、规范、 框架等予以调整和革新的；但我们却不能接受或认同在言谈对话或论著文章中出现的这 些论点： 一是说学科的建立只尊重社会规律不重视文学规律，意思是把建国前的新文学流变定 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完全依据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所决定的， 根本就悖离了中国新文学演变的自身规律。这种见解并不是没有根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的确是这样，任何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历史的转型，总是带来文学结构甚至文学性质、 文学形态的深刻变化，由于中国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政治结下不解之缘，所以 作为政治风雨表的主流文学随着新中国成立的社会历史转型而转型，这是势所必然的， 似乎把建国前的新文学演进加以终结且定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既合乎历史逻辑又合 乎思想逻辑。但就其实质来说，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逻辑推理上，并没有完全 反映社会的根本规律和历史的本质真实。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人民在政治上得到了政权， 却不能证明中国新民主义社会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历史已发生根本转型。当时有 些革命政治家就敏锐地察觉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仍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经过历史的曲折 和沉痛的教训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至今我们社会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这个 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阶段在诸多方面有着同质同构性，当前所完成的很多任务具有历 史补课性质。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可以反思和追问，如果当时能尊重一些政治家和 学者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态势的清醒理性认识，不仅不能武断地判定以建国为界碑是 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学，将多样化的文学发展态势窒息于一体化的文学格局中，使那些有 才华有个性有创造有追求的文学艺术家同化于普遍的公共的文学叙事和文学话语中，甚 至熄灭了个体艺术生命之火；而且中国社会历史向现代化转型也不会走这么大的弯路，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名 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时，既要尊重一般的认识逻辑更要尊重辩证逻辑，既要考虑权力话 语的理性更要相信自己的独立思考。至于以建国为界断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否悖离 了新文学自身演变规律，也应作具体分析。如果说中国新文学流变遵循一条他律性与自 律性辩证统一的规律，那么以1949年断代就是压抑了文学的自律性而扩张了文学的他律 性，使新文学的运演出现严重的倾斜；如果说新文学的发展始终以现代化与民族化的互 动规律作为制导，那么以建国为分界就意味着对现代化与民族化并行不悖规律的偏离或 切断。因为中国新文学沿着“两化”互动规律艰难前进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 程并不能因为新中国成立而被人为的中断；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奠立的以个人为本位的 “人的文学”传统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内在思想线索，那么以建国为界来终结中国现代 文学史的确是在很大程度上对它的悖离或否定。总之，中国新文学演进是个充满各种矛 盾悖论的错综复杂的过程，蕴含着多种多样的潜隐的或显在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制，因 此以建国为界石来归结中国现代文学史只能说悖离了某些文学规律而不是所有的规律； 况且，中国新文学发展到1949年虽然只是进行态而不是完成态，但是为了适应新学科建 设的需要和新政权建设的要求，不能不把进行态的新文学作为完成态的新文学予以终结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历史选择却也是一种无奈的文学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