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2)01-0056-04 纵观世界儿童文学发展史，可以发现，20世纪的儿童文学有着迥异于传统文学的现代 风采，其中一道十分引人注目的风景就是“童心崇拜”。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 轫于20世纪初即五四时期，“童心崇拜”也是这个发轫期最突出的思想文化特色，同时 也是整个五四新文学的一道不可忽略的清新的风景。但童心崇拜在西方与中国产生的背 景并不相同：它在西方主要是作为拒绝人性异化的寻找净土和精神皈依的意义而被礼赞 ；而它在中国的产生则有着更为艰难的觉醒过程，对童心的标举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和 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 对于童心的赞美，“五四”之前早已有之。老庄、孔孟都曾推崇过“赤子之心”，明 代李贽著《童心说》，专门论童心并将其推崇到极致，但他所谓的“童心”主要是指做 “真人”必备的“真心”，用以批判泯灭人之天性的封建礼教，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资产 阶级的人性论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近代思想先驱者梁启超曾赞美少年“如乳虎”之朝 气，所看重的只是这单一的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且仅止于少年这样的“小大人”的过 渡年龄层次，并没有涉及人之本初即孩童时期的心灵状态。如果说，纯粹意义上的“崇 拜”，其前提是必须对崇拜对象要有近乎透明的了解和完全的喜爱，那么真正的“童心 崇拜”则发生在“五四”时期。请看当时的人们如何激动地赞美童心：最热烈的童心歌 颂者当推极富爱心的冰心女士，她赞叹孩子是“灵魂中”“光明喜乐的星”[1](P43)， 他们“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她呼吁“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 [1](P44)。朱自清深情地吟唱“光明的孩子，——爱之神!”[1](P4)刘半农情不自禁地 为周岁的女儿献词：“呵呵，我羡你!我羡你!/你是天地间的活神仙!/是自然界不加冕 的皇帝!”[2](P43)即使是路边穷苦人家的小女孩，也被周作人赞为“天使”，面对“ 天使”，他只能一个劲地忏悔：“小孩呵，小孩呵，/我对你们祈祷了。/你们是我的赎 罪者。”[1](P52)诸如此类的对童心的歌颂不胜枚举。从上述几例，我们可以发现这么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五四”文学家们纷纷对孩童顶礼膜拜，其膜拜的似乎已经不是 一个小小的“人”，而是近于“神”!他们奉献给儿童的赞美中就闪烁着大量的“天使 ”、“爱之神”、“活神仙”之类的字眼。将小儿当作“神”来崇拜，此等礼遇是中国 的儿童们空前的运气和福气。 那么，为什么真正意义且形成气候的童心崇拜现象产生于五四时期的文坛?是什么动力 和契机促使了它的兴盛?追根溯源，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本国“儿童的发现”带来了童心的觉醒和高扬。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儿童的 地位如周作人概括的那样：“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 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 笔抹杀，不去理他。”[3](P3)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崇拜，就是连起码的对童心的认 识和尊重都没有。晚清时期对儿童的发现作出了铺垫性贡献的是梁启超等人，他们发出 了“儿童乃为国之宝”[4]的呼喊，但这些思想启蒙者重视儿童及儿童教育的出发点是 将儿童与民族命运相联系，将儿童看作是民族的拯救者即“未来的成人”，而儿童特有 的精神需求、情趣天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即对于“童子之心”仍无完全的体认。近 代发现儿童相对于社会群体发展的重要性，而非个体独立意义，这只能算是初步的、不 完全的“发现”，尚处于自发阶段。真正自觉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有待于五四新文 化运动，这场运动也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随着“人的发现”而来的，就是对“人 ”的外延——成人、妇女、儿童的全面发现。在本阶段作出杰出贡献的是周氏二兄弟。 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喊出了石破天惊的时代强音——“救救孩子”，儿童问 题一时成为新文化建设者们关注的热点。鲁迅从进化论立场考察人类社会发展态势，结 论是“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5](P276)。周作人进一步发挥，在1919年 写的《祖先崇拜》文中呼吁：“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倡导“祖先为子孙而生存”[6](P11)。这种对立于“父为子纲”的封建传统观念的 “倒行逆施”，以鲜明的质变极大地张扬了幼者的地位，对于发现儿童的进程来说无疑 是一支强心剂。这时的一个动因或者说契机是五四运动前三天美国实用主义理论代表人 物杜威的访华，宣扬他的“儿童中心主义”学说，即儿童“是太阳”、“是中心”。鲁 迅在1919年10月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响应：“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 本位。”[7](P135)杜威“儿童中心主义”的思想传入中国成为了中国的“儿童本位” 论，并旋即成为一种时代意识深入人心，促成了束缚儿童个性的传统儿童观的瓦解和尊 重儿童精神个性的新儿童观的确立。1920年，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讲演中指出：“ 儿童也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十几年生活，一面固然 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3](P3)将它与近代梁启超等 人只看重前者“成人生活的预备”(未来的民族拯救者)而没有发现后者“儿童自有独立 的意义和价值”相比，可以说，这次儿童的发现是完全的发现，是现代意义上的发现， 已进入自觉阶段。儿童的发现、对童心的认识和尊重是童心崇拜产生的基本前提。掀翻 了压在上面几千年的封建礼教这块磐石，童心这粒种子迅速发芽、长叶、开花，并以其 鲜嫩和生机赢得了人们的深深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