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失踪：鲜花香水何时休 这不是错觉：在上一世纪末，当散文轰轰烈烈地大爆炸时，报告文学却一直萎靡不振 。人们还记忆犹新，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是何等辉煌：哪里有不平哪里 有抗争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报告文学。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篇解放知识分 子的宣言书。报告文学成了大众的希望，成了人民的精神支柱。可是，当历史翻到九十 年代，在报告文学的园地上，虽则，还不时冒出一些关注时局的力作，如对不正之风的 批判，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剖，等等，但是，不可否认，报告文学却在变革的浪潮中， 进行着一场甜蜜的蜕变：变色变性变味，正在趋向甜蜜化，哪里有金钱哪里有买卖哪里 有甜蜜，哪里就有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几乎成了广告成了侍女成了欲望的代名词。不仅 读者对它不屑一顾，甚至连他们歌颂的主要对象——企业家也对它避犹不及。二十世纪 初才诞生的报告文学，就在甜蜜的诱惑下，甘愿走到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 或许有人不同意我的估价，那我们就先打开某学会在九十年代编辑出版的改革大潮报 告文学大型丛书，遑遑十余卷，数百万字。他们为此“丛书”组织了权威性的编委会， 投入最强的编辑力量，由全国权威出版社出版。我并不怀疑这些作者的真诚和神圣，但 是，看着站在这遑遑巨著里的一群金光闪闪的巨人们，不难得出如此的结论：由权威代 表组织的权威编委会，并由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代表九十年代的权威报告文学，大多是洒 香水、抛鲜花、送光圈、唱颂歌。再看某刊物一向倡导报告文学，它在1990年共发表十 九篇报告文学，除了少数篇章外，都是为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唱颂歌。1996年全年也发表 了十九篇报告文学，颂歌依然是大多数。各种类型的全国报告文学评奖活动中的获奖的 作品，又大多是慷慨赐给了颂歌。 报告文学成了颂歌的天下，它远离现实，漠视民生，放弃批判，委琐不堪。 写到这里，必须郑重声明：颂歌可以唱，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可歌可泣的事层 出不穷，笔者无意要对哪一篇具体作品予以否定，但就报告文学这一特定的文体来说， 我只是想提醒人们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今这些颂歌式的报告文学，它们和报告文学诞 生的初衷以及本性是离得那么遥远。 说到初衷和本性，报告文学是生于批判长于批判。报告文学奠基人捷克作家基希把报 告文学称为“艺术地揭发罪恶的文告”。他说：“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不仅对于世界 的剥削者说来，即对于作家自身，也是一种容易招致危险的东西。”①他对于报告文学 的特性鲜明地强烈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是揭发和批判现实中的痛苦、罪恶和不平， 二是艺术的文告。基希为了强调报告文学的批判属性，又特别以描写锡兰为例，那些描 写锡兰的游记都是写锡兰“珍珠岛的美丽”，但现实却是“丑恶的”，“可厌而又可怖 ”，要把它揭露出来的任务就落到报告文学肩上，正是批判把报告文学和游记等文学划 清了界限，也正是批判把新闻的真实效应和文学的审美功能粘合起来，合成了新的文学 样式——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三合一：新闻、批判和文学。它的天性、本性应该是并 且只能是：批判。没有痛苦没有罪恶没有不平，也就没有报告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一座炼狱，它和一切丑恶的东西为仇，是有锋芒的文体，闲适与它无缘，拳头枕头 与它无缘，风花雪月与它无缘。它是带有悲剧性的文体。茅盾曾提出：报告文学应该“ 不以体式为界，而以性质为主”。对“性质”，他斩钉截铁地说：“‘报告’作家的主 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 映。”②一篇报告文学就是一面批判的旗帜。 ---------------------------------------- 注释： ①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贾植芳译，泥土社1953年版，第7页。 ②张德明：《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 而今，报告文学成了可爱的安琪儿，它从批判者蜕变成教堂里的合唱队的歌手，唱赞 美诗——成了它的天职。 批判退位，这就是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人们充满忧虑地期盼着：报告文 学鲜花和香水何时休? 批判退位：自弃的无奈选择 报告文学批判退位，是由于报告文学作家的精神蜕化、软化。 人们记忆犹新，文革结束，文艺界躁动着觉醒和理性的批判精神，一些忧民淑世饱经 风霜的作家迅速重新捡起文革中被糟蹋的文本样式——报告文学，恢复了它的批判本性 。由于报告文学是处在“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灵动的双向边缘文体，艺术的批判使 得新闻的特指真实性披上绚丽的文学外衣，激活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传统 的本质是批判的，报告文学正是通过批判成了恢复现实主义的报春鸟。《哥德巴赫猜想 》就是一个范本。选择陈景润作为报告对象的本身就是一种批判一种无畏，陈景润是是 非，是所谓“白专典型”、“寄生虫”、“剥削者”。文章尽管采用纵的立传式的报告 来写，但每到关键处的批判毫不含糊，诚然批判是艺术的：一方面以形象的笔墨再现陈 景润长期在压抑的环境中“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 人，长空里，一只孤雁”，这一形象就是对社会长期不重视人的价值的无形批判；另一 方面，作者又利用可以直接站出来指点的特权，对文革发出了“中国发生了内乱，到处 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的批判。陈的地狱般的生活显示了一 代知识分子的人的尊严被践踏。批判的目的是坚持了真实——陈景润这一特定的新闻人 物的真实。陈景润的挺起使得千万个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人”的挺起，人的价值又成了 主题，人文精神借助报告文学的批判奇迹般地复活了，新闻、文学和批判达到了完美的 统一。批判使得报告文学拒绝浪漫，它永远是现实的忠诚儿子。当时的报告文学作家在 批判的空间中获得了丰富的灵感，变得如此超凡脱俗：他们是成了“主人”，因为是主 人的专利；他们坚持对全局环境的忧虑和关注，追求崇高追求精神纬度；他们执拗地提 供和追求终极价值、目标和信仰，坚持理想坚持意义。报告文学为此也独领风骚。但当 九十年代拉开序幕时，报告文学作家面临的现实就有些尴尬：昔日红极一时的富有批判 的问题报告文学、社会报告文学景观犹如散市的庙会，很快成为昨日黄花。现实的挫折 使他们产生幻灭感，他们感到昨天的自我的叱咤风云，是缺乏自知之明，对虔诚地信奉 过的东西又不得不心生怀疑。他们有些手足无措，原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现在是知其 不可为而不为，即无奈地无所作为，他们自认为是过了时的理想主义者。自动放弃批判 ——成了报告文学作家的世纪病。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蜕变也多少证实了这一点。五十 年代，徐迟就活跃在报告文学园地上，1956年，他对“尖锐地批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 不合理的落后现象”的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满腔热情地用“显露了特色”予以肯定①，显 示了他的批判的风采。七十年代末，他的《哥德巴赫猜想》敢于把一个长期被政治踩在 脚下的罪人，奉为英雄予以歌颂，矛头直指当时钦定的不可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成为家 喻户晓的名作。但当九十年代的序幕拉开时，他在全国报告文学颁奖大会上的发言尽管 慷慨激昂，短短几百字，颂扬报告文学是：“新时期的文学”、“新社会的文学”、“ 走在文学的前列的文学”、“一年之际在于春的文学”、“一日之际在于晨的文学”、 “报晓的文学”、“曙光的文学”、“晨报的文学”、“新新闻的文学”、“晚报的文 学”、“最后的讯息的文学”、“新的文学”、“美的文学”、“坚定信心的文学”、 “纯洁信仰的文学”和“崇高信誉的文学”等②，含糊的十六顶高帽子，是三分有意回 避，三分无心无力批判，三分的无奈，实在令人难以在他身上再找到他那昔日的动人的 批判风采。另有一些擅长批判的报告文学作家出走的出走，退隐的退隐，九十年代的报 告文学的文坛上出现了集体的“自弃”和集体的缴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