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人们都会接受这样的事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其创作阵势或 是创作成果，在文艺领域中，在社会舆论中，至今仍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一个令人兴 奋也令人焦灼的热点。 中国长篇小说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了向现代小说形态的转变，经历了百年步履 ，到了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它行进的步伐似乎应该理所当然地变得更加稳健，艺术 风采和精神风采都应该有新的展现。然而，今天当我们要对这个领域近十年的收获下一 个断语的时候，就会觉得简单的一个词汇难以担负这种功能。应该说，十年的收获是辉 煌的，也是暗淡的，作为长篇小说的艺术探索，十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为精神探索 ，长篇小说并未现出其特有的光彩，犹如迈步的两腿，由于两边“力矩”的不均衡，形 成了长篇小说发展中行走的斜线。本文正是想从这一角度出发，具体考察一下这种不平 衡现象在创作上的体现，并对它的因由作些探讨。 1 要认识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在艺术探索上的历史价值，我们不妨将论述的笔墨稍稍拉开 一点。长篇小说在中国的孕育与发展，并不比西方晚，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小说，包括 长篇小说，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自然生长的，是“自生型”的艺术形式。尽管十九 、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小说在艺术上的主观性逐步加强，包括叙事时间的处理，叙事者身 份的变化和情感的投入以及叙事结构心理线索的突现等方面，都显示了西方小说艺术经 验的影响和参照，但其基本的艺术方式仍然是中国自生形态的延续。正如著名的捷克汉 学家M.D.维林切诺娃所说的：“西方影响并未像预想的那样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中起 到重要作用——外来因素的吸取也只是本身进化的补充。”五四后长篇小说对西方小说 艺术新潮的吸取，我以为更主要的是在活动场景描写的拓展以及对表现社会矛盾的总括 力方面。三十年代初先后出现的以人物为中心组结社会各类矛盾线索的《子夜》，以家 庭为纽带浓缩社会情绪的《家》，以民情风俗反射时代变动的《死水微澜》等作品，它 们总括生活的艺术方式，几乎影响了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半个世纪。我们可以说，自 三十年代后直至七八十年代之交，长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艺术方式，大体没有新的变化。 而到了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意识是空前的增强，长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艺术方 式有明显的变化。除了像寓言体、词典体、年谱体、笔记体等小说体式的创造外，许多 现代流行的艺术手法如意识流、多角色第一人称、象征等被广泛吸取，这当中，我以为 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长篇小说艺术空间形式的创造和长篇小说象征体的营建，这是九十 年代长篇小说家们的一种带有探索性又带有开拓性的艺术创造，它给长篇小说带来一种 全新的艺术风貌。 小说的空间形式是通过内容的涵盖和形式的营造从而诉诸于读者的知觉与想象来得以 实现的。长篇小说历来有追求广度与深度的本能，而九十年代小说家则在这种追求中作 出了自己的新探索。在小说中建立起多重力的支架，从而营建起具有复杂层次的、多矢 向力的盘绕的历史空间。这方面最突出的自然是《白鹿原》。支撑《白鹿原》艺术空间 的中心支柱是农村宗法社嗣的繁衍力与来自不同方向(包括鹿兆鸣、鹿兆鹏、黑娃、白 灵、白孝文等等)的瓦解力，这是一种来自农村传统社会内在的驱动力，这一支柱的确 立，使廓大的艺术空间不仅具有生活的稳定性而且具有自我发展的律动性，而盘绕于其 中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力量，社会层面上的国共、兵匪、对日寇的抗与降的种种社会力量 ；精神层面上的则有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人的生命自由、生命欲望的迸发力等等。而在 这多重层次、多矢向的各种力之间，勾连与锁合得非常有机，以生活的内在脉理扭结成 一个内涵丰富、充满历史动感的艺术空间，这是过去长篇小说所罕见的。 从结构的功能上寻找扩展小说空间的可能性，这也是小说家们的一种探索。长篇小说 的结构功能历来为小说家们所重视，也是检验其艺术功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以往长篇小 说更多考虑结构的严谨与完整，而九十年代的小说家则有意识地利用结构功能来扩展小 说的艺术空间，以达到其所追求的精神意旨。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所作的试验是 有艺术价值的。小说有两大情节板块，主人公“我”的现实经历和感受；由母亲姓氏而 追溯的茹氏先人的血脉。两个板块并行交错，相互映衬，使现实的空间获得了历史的深 邃，也使历史的溯源，有了现实的底座，这种板块交错的结构功能，在其艺术效应上比 那种以现实为线索投射进历史音响或那种以历史为线索穿插进现实内容的作品，会显得 空间更廓大。艺术空间的这种拓展，实际上也是为读者创造一个对历史—现实思考的精 神空间。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则是运用结构的重复来达到小说空间的拓展，小说最 基本的“卖血”情节本是极为简单的：喝水、抽血、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而这个最 基本的情节在小说中被重复了九次，以结构的有意味的重复，使一个普通人的人生空间 得到巨大的拓展。艰难的环境，生命在艰难的生存空间的不断循环中被耗尽，人的尊严 也在生命的不断循环中被耗尽。 利用透视的法则通过特定视觉的选择，创造空间的多维性和多向延伸性。这是作家们 在探索中的又一种创造。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两种视角的采用使这部小说关于一个少 年在缺失爱的环境中成长的故事，带来了多维度的表现。用童年的“我”透视了、逼近 了那个阴暗的无爱的环境的最深处，使弱小的灵魂在颤抖中发出生命的呼喊；又用成年 后的“我”的冷静的眼光将童年生存的空间拉开历史距离，从而获得了客观审视的可能 。《尘埃落定》最受赞赏之处也是其叙事视角的智慧选择而带来了小说空间的非常规性 、飘忽性和朦胧感。一个有着藏汉两种血缘的“傻子”，身为土司儿子却又无权继承土 司权力的“斜门逸出”，他那种不确定的狐疑的目光，那种穿透生活周围表层性秩序、 进入预想的冥悟的状态，把土司制度的瓦解置于一个非常规的飘忽的视阈中展现，真切 地体现了一种“前定”般的不可抗拒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