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是如何生成的、有什么特点以及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怎样的传统等问 题的讨论，自然不能忽略与世界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同样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与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虽然五四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也与 世界文化、文学中的民间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属于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对五四 新文化、文学的产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则是勿需质疑的事实。有人认为：“民间文学运动 与历史深远的五四运动是瓜连蒂结的。许多民间文学运动的领导人，本身就是五四运动 的积极参与者或崭露头角的观察者，这就使民间文学和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运 动史上最可能被定性为孪生事实的两大运动。”①这一观点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 文化、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过 程来看，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方面，它是与五四启 蒙文学传统密切相关的另一种传统。 一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倡导“到民间去”，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建设新文学 的愿望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受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理论的影响。在“到 民间去”的这一文化运动中，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态度是不同的，从政治、教育、 文化、文学的不同角度去认识民间，对民间文化形态的价值评判和行为目的也就有差异 ，民间在他们思想、情感世界中也就有了不同的面貌，为了更确切地说明不同“民间” 之间的差异，我们把民间区分为“现实的自在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 空间、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三个层面，并在三者的联系与对撞中理解现代知识分 子所赋予的民间的内涵。概括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为代表的与“民粹派”思想密切相关的民间观，后来与革 命实践相结合，经过瞿秋白、毛泽东的努力使之成为政治符号和国家权利意识形态的符 号。李大钊是最早号召青年到农村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说：“我们青年应该到农 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出开放农村的事，是万 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 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 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②为此，他呼唤青年 人投入到社会改造的洪流中，扫除乡村落后的垃圾，担负起教育农民的使命。响应李大 钊的号召，1919年1月，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该团的宗 旨是“增进平民之自觉心。”③在他们看来，民间、农村、农民、平民的内涵是没有多 大差异的，他们眼中的“民间”主要是指现实的、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知识分子的价 值立场是政治的、启蒙的价值立场，民间是承担其社会改造使命的场所。(二)以刘半农 、沈尹默、胡适、周作人、顾颉刚、常惠、董作宾等人为代表，以《歌谣》周刊为核心 。在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倡导中，发现民间文化形态的美学意义并纳入新文学的构建过 程中。这些现代知识分子虽然都对民间怀有热情，但对“民间”的态度也是有差异的， 从文学的角度说，胡适、刘半农对民间形式的生命活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从审美的 角度肯定民间文化形态中的精神价值。换句话说，他们对民间世界充满了浪漫的想象， 他们所认同的民间不是现实的自在的文化空间，而是与此相关又有重大区别的文化的审 美的世界，这一民间的价值认同，与他们的启蒙立场是一致的，民间、启蒙、文学是密 切联系在一起的。(三)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既充分吸收和肯定了民俗艺术中积极健康的生 命力，又强调批判民间、提升民间以达到启蒙的目的。周作人对民间的这种二元态度与 鲁迅是一致的。对民间的认同与排斥，都与他们的启蒙思想有关。五四时期，现代知识 分子对于民间的这三种态度，在漫长而又动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有沉浮和消长，影 响和制约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第一种“民间”，在由政治信仰转换为文学精神的过程 中，对于新文学的影响是复杂的，拟另文论述，在此主要讨论与新文学的生成、建设密 切相关的第二、三种“民间”，探讨中国现代作家如何发现“民间”的意义、构建新文 学的传统等文学问题。 二 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首先是从如下两方面开始的：(一) 对来自于民间的口语、白话语言的重视。他们把民间的白话语言作为新文学建设的基础 ，宣称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胡适不仅在1917年 1月《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的主张，作《白话文学史》( 一卷)并提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而且自觉地把民间口语引入新诗地创作 中；(二)与重视民间语言相关的是始于1918年春的民间歌谣搜集和整理。这两者共同构 成了新文学产生的民间文化背景。如果说前者是发现了民间活的、生动的语言在打破旧 文学陈腐的语言形式方面的意义，那么后者则重在发现来自于民间的思想、情感是以一 种怎样的形态为新文学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于“白话文倡导”的过程及资 料已有多种文章进行了阐释、说明，而对于后者的注意似乎不够。④实际上，刘半农、 周作人、沈尹默、胡适等人对于以民间文化形态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民间文学有着极大的 热情，他们这些北京大学的教授，在1918年春天发起了征集近世歌谣的运动，得到了时 任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从5月底开始，刘半农的“歌谣选”陆续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前 后共登出了48首，“这种破天荒的文化现象，很快成为国内报刊一时的风气”。⑤1920 年歌谣研究会成立，由沈兼士和周作人主持，并于1922年12月创办了《歌谣》周刊，专 门搜集、发表全国各地的民间歌谣和研究、介绍与民间文学相关的文章。据胡适在1936 年《歌谣》周刊的“复刊词”里统计，在1922年12月——1926年6月这一段时间里，《 歌谣》共出了97期，字数至少有100万，其中有研究古今歌谣和民俗学的论文，有各地 歌谣选，有歌谣专集，所发歌谣总数是2226首。“歌谣研究会前后共收到歌谣13000余 首。出版物除《歌谣》外，还印行过一个《歌谣纪念增刊》及《吴歌甲集》、《孟姜女 故事的歌曲》、《看见她》(《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等专册。有许多编好预备出 版的集子，因为限于经济没有印出来(有些后来由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刊行)”。⑥除 此之外，《歌谣》周刊还发表了许多译介外国歌谣研究的文章。是什么原因促使五四现 代作家对中国的民间文化传统、民间文学和世界范围内的民间文学研究产生如此浓厚的 兴趣?首先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启蒙思想的出现、世界文化的影响。这三方面对于五四 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是非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现代知识分子到 西方去寻求救国的真理，确立启蒙的意旨，而启蒙的根本目的又在于唤醒国民以求民族 的强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与民族本土文化密切相关的民间文化形态引起他们探询的 兴趣也就成为必然。其次，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学术和文艺的建设，这种建设也与民族 意识和启蒙思想密切相关。正如《歌谣》周刊发刊词中所说：“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 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 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 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 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够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 作不仅是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是引起将来的民族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周作人更明确地说：“民歌在一方面是民族的文学的根基”，⑦又可以“供诗的变迁的 研究，或作新诗的参考。”⑧胡适也说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诗外国文学 ，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民间的歌唱。”⑨那么，我们自己的民间歌唱是如何参与了新的 民族文学的构建过程，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