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2)01-0007-0 7 毫无疑问，香港是一个国际性大都会(The Global City)，但它的“文化身份”至今依 然是一个触目的问题。这不仅因为香港100多年的历史主线是由外来殖民者与本土被殖 民者之间的冲突、妥协、抵抗和交融共同书写的，也不单由于它近20年来社会情势的变 化贯穿于“回归”祖国的喜悦与“大限”来临的惶恐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以现代民族 国家作为基本规划单位的世界版图上，香港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即香港人在独 特的历史境遇中，是怎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会、文化乃至生命的认同感?正如有论者 指出的那样，香港可能以“城市”的姿态来抵御、戏弄以“乡土”为主要表征的强势“ 国家”想象。王德威就把香港视为“以一个城市的立场，与乡土/国家(country/countr y)的论述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拉锯”。[1](P282)的确，香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 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的关系来界定自身的，这就决定了所谓“香港身份”的形 成仍然必须依靠“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方式。很显然，这里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悖论： 一方面力图强调“香港”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殊的“城市身份 认同”(Urban-Identities)，另一方面则仍需运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造方式来建构 自己的“身份认同”。那么，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克服?或者换一种更低调的说法，这 种吊诡的状态以何种面貌得以呈现呢? 按照本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端赖于“想象的共同 体”的催生。而以“大众文学”为标志的印刷资本主义，在以想象性的方式建构“共同 体”时发挥了至关紧要的作用，因为它们提供了联结“共同体”必须的“共时性”的时 间意识。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大都素未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 与共感，仍然可以透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象性的如“小说”与“报纸”这样的“文 艺”方式——塑造出来。譬如，“一个美国人一生所遇见的，或是知道姓名的美国同胞 ，不会超过小小的一群人。他不知道其它的美国人随时在干什么，然而他却有完全的把 握去相信，虽然没名没姓，这些人必然和他一样同时在默默地干着他们的事情”，由此 关于“美国”的想象就自然地浮现出来了。[2]作为东南亚问题的研究专家，安德森在 论述里也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加以说明，而且特别突出了“报纸连载小说”在印尼国族认 同感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具体到与印尼同属东南亚的香港，这种“想象方式”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它的“大 众文学”的载体又展示出怎样独特的形态呢?王德威作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在《香港— —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他从“倾城”到“失城”，罗列了一个又一个关于这座城市的 故事，从张爱玲到黄碧云，她(他)们作为这座城市的“说故事的人”，“为香港说各式 各样的故事，是‘说出’香港存在，延续意义的重要手段”。[1](P300)讲故事的方式 有很多种，既可以像西西那样如书写童话般营造“浮城”世界、也能够似也斯、董启章 那般让叙述穿行在“记忆”和“虚构”之间，更可能如黄碧云，在血肉模糊、遍体鳞伤 的情欲创痛中迸发出“失城”的哀鸣，还有似心猿的《狂城乱马》，用文字沟通和呼应 电影/电视/漫画等多种媒体，滑稽性地挪用武侠、黑帮、侦探、闹剧和黑色喜剧的技巧 程式，营造出“大限”来临之际一座城市“狂”“乱”交加的“嘉年华”图景，而文本 本身的混乱嘈杂，也有意无意地对应着这座城市内在的动荡和活力。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心猿的《狂城乱马》，它展露出的多种媒体间的互动(艾慕杜华的 电影加日本鬼马漫画式的小说)，以及反讽式地运用香港人耳熟能详的电影电视的“桥 段”(主人公老马是对吴宇森英雄片主角“小马哥”的拙劣“盗版”)，恰恰提示了新型 视觉“媒体”(电影、电视等)在全球文化经济的新语境下构建城市文化身份时的作用。 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指出：“伴随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印刷资本主义 ’(print capitalism)的出现，一种新型的权力被投放到世界上来，这就是大众文学( mass literacy)的权力，印刷资本主义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 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民族亲和性规划(projects of ethnic afinity)的大规模 生产成为可能。群众性的阅读行为使得事件的进程建立在一个悖论的基础之上，这就是 人为地建构原质主义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onstructed primordialism)。”与一般 的理解相反，阿帕杜莱并不假设有一个单一的全球化过程，据他的分析，一系列关键的 全球面向间逐渐增加的断裂，引发了多样的、流向不拘的、因此难以预测的全球性情境 与流向。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象力”和“媒体辩识力”是新种族景观构成和移 居的重要条件，进而指出：“媒体景观……总是倾向于以形象为中心以叙事为基础来描 绘现实世界，它们用来款待消费者而且也是用来改造他们的节目，是构造想象的生活— —既是消费者自己的想象的生活，也是异国他乡的别人的想象的生活——所需要的各种 原料，如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文本形式。这些节目能够而且确实把各种风马牛不相及 的东西拼凑成晦涩暖昧的，但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因为它们有助于构造有关他者 的叙事，以及有关可能的生活的元叙事与幻觉，这些东西有可能进一步激发占有和流动 的欲望”。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