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姿态与精神立场 进入90年代，中国文学的“买卖倾向”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倾向”。即使那些声称 纯粹为了自我或“文学”而写作的作家，事实上也是为市场进行生产。没有谁认为这是 不正常的，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进入市场就等于进入了荣誉的领地，进入了价值的王 国。不仅如此，“人格市场上的时尚常有变化，人若想合乎需要必须随时髦而变”①， 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是那些聪明的中国作家的处事智慧和行为原则。他们显得很纯粹、 很值得尊敬：他们的旗帜上很醒目地写着“先锋”、“美文”或“纯文学”的字样。他 们的老师是博尔赫斯和乔伊斯：一个是形式主义写作的大师，一个是在“内部”写作的 巨匠。他们也许会开口闭口说着马尔克斯，但他们只对他的技巧和叙述方式感兴趣，至 于他的介入现实和政治的勇气和精神，他们从来没当一回事。他们面对真正的大师总是 买椟还珠。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们一直是生活在“现实”之外的，也缺乏把文学与政治 等重大问题关联起来的勇气和热情。对于这样的作家，梁实秋先生几十年前的诘问和感 叹依然有效：“我们中国文学已有太多的逃避现实的气息，何必再加上外国的不健康的 质素?中国文人固有的腐败习气，再加上外国的堕落派的装饰，实在是一种最可怕的没 出息的现象”②。 然而，胡平是个例外。他是不同于“聪明人”的“傻子”：不留意文坛的市场行情， 不关心潮流的方向变化，依然静静地坐在南昌故郡的书房里，愤怒地翻阅那些虽已发黄 但血迹仍旧鲜浓的资料，沉重地凝望夜空里不能瞑目的“中国的眸子”；似乎压根儿不 知道文坛已发生过喧闹一时的背叛和“断裂”，依然在阒寂的深夜里，打开《鲁迅全集 》，与先生一起“直面淋漓的鲜血”，一起想办法，给中国寻找疗救病苦的药方。他羞 于“给眼下一个慵倦、浮躁的社会又制造出更多精神赘肉的书”。他读那些“因某些问 题梗阻于胸而正要读的书”。读书，思考，然后，他觉得自己同那些书的作者一起“把 握了当今与未来中国大地的脉动”③。他以批判和警惕的态度关注现实。他说自己感兴 越的是“在乍看烂漫若桃云的新闻里，嗅到来自历史背阴处的一股霉腐气息”。他看重 “思想”的价值，看重文学对历史苦难的承担：“思想，倘若能够将我们经历过的多少 麻木不仁、眼看就要湮灭进岁月烟云的日子，变得可触可摸可圈可点可咏可叹起来，这 思想大概就有了历史脊椎骨的分量”④。 胡平的名字显然不如王朔、余华、贾平凹、金庸这些人那么响亮，并不为一般读者所 知道，但这并不减损他的作品的价值，也不影响他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是的，胡 平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作家。这从他的写作姿态和精神立场上可以看出来。胡平的写作姿 态是批判的，反讽性的。他的目标永远是血淋淋的历史和令人轻松不起来的现实。他不 仅有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继承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和国民性的凌厉的批判 精神，而且，还更进一步，将对国民性的文化批判推进到对集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批判。 他以过人的勇气和胆识，直面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的政治悲剧和暴力现象， 严格地采择资料，真实地记录原委，深入地剖析原因。这样，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就不仅 具有史的文直事赅的性质，而且还具有情的率真与思的深邃。尤其是当罪恶和灾难由于 主流意识形态的故意遮蔽，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回避和遗忘而日渐模糊、茫昧的时候， 胡平的作品愈发显得重要。 胡平的写作姿态，基源于他的精神立场。什么是他的精神立场?他的精神立场是纯粹的 学者立场和知识分子立场。这种立场固然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的 精神自励有关，与宋代先哲的“替生民立命，替万世开太平”的角色意识有关，但它更 反映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意识和价值观念：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态度， 平等的意识，民主的信念，等等。这种精神立场要求一个知识分子不仅要自外于体制， 而且也要与“市场和荣誉”保持距离。它的基本原则是人道原则，它把人权和生命看得 高于一切。在当下，当来自体制的力量与“市场”的诱惑一起瓦解着知识分子的信念和 立场的时候，胡平的责任意识和“立场”意识更加自觉更加坚定，他说：“文学有两种 。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一样沉 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子，还得有笔杆一样直的脊梁骨”⑤。 这“笔杆一样直的脊梁骨”，其实就是说要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人格和真正的知识分子 立场，也就是说，要不为金钱而写作，不为来自体制内部的奖赏而写作，不为转瞬之间 就会被人遗忘的“荣誉”而写作。胡平在《战争状态》中议论到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高 贵的正义”的时候，引用了费希特关于“学者”的那句名言：“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 ；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 化了，那还能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⑥诵读这一段话时，胡平是可以无愧的。生 活在腐败的环境里，但他没有“腐化”。他濡蘸着被虐杀者的血写出来的文字可以证明 这一点，每一个读过他的书而情感尚未冰结的读者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两部作品的主题：捍卫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 对于文学，我们的理解先后有过至少两个误区：一个是试图仅仅从客观对象，具体地 说，是从“社会生活”出发来解决问题，把文学看作“社会生活”的次生性派生物；取 而代之的另一种观念，是单从审美的技巧和形式层面来审视文学，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 于对结构、语言、叙述方式等“纯粹”的形式性因素的创造上，这种观念在90年代影响 如此深广，以至于形成文学的“技巧拜物教”和“审美形式拜物教”的倾向。事实上， 文学的价值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其中固然涉及到反映生活是否真，以及表达体验是否美 的问题，但其基础与核心却是善，是关联于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的善，换句话说，真 正有价值的文学首先应具有道德上的伟大性质和伦理上的庄严感，它倾向于在一切险恶 的情形下坚守人道主义立场，坚信善的价值，坚持与一切伤害人的恶的力量相抗衡。然 而，嘲笑文学的伦理责任和道德承担，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倾向。我们 每年都出版几百部长篇小说，但从中你几乎看不到对普遍存在的邪恶力量和不义行为的 抗议。写作成了莲花池边的浅唱低吟，成了一种自我陶醉和满足的消遣方式，成了从话 语到话语的模仿和转述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