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20(2002)01-0038-07 一 阿城一登上文坛，便以《棋王》的道家风范而饮誉于世，众多批评家从一开始就认定 阿城所揭示的是道家学说的精神内涵。时至今日，关于阿城小说的道学精神问题似乎仍 是批评家们所热衷的话题。这里，不妨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批评家们在道学精神问题上 对阿城的是非论评。 最先从道学精神的角度对阿城进行评论的似乎是苏丁和仲呈祥，他们认为：“讲究造 势，讲究弱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这是王一生的棋道，也正是道家哲学的精义”，“ 棋道如此，王一生形象的岸然道风就不缺少根据了。王一生被号为‘棋呆子’，成天心 游神驰于棋盘上的咫尺方寸间，不谙世事，不近流俗。无论是浩动中派仗冲突的烽火、 大串联的狂热，还是上山下乡前的离情别绪、蹉跎岁月里的内伤外侮，都似乎未曾搅乱 他内心的平静。他自有他的世界——‘呆在棋里’，呆在那‘楚河汉界’的厮杀里。这 样，他‘心里舒服’，可以忘掉世间那恼人的权利和路线的纷争，忘掉这种纷争造成的 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扰。他心如止水，万物自鉴，空心寥廓，复返宁谧。在那个‘一句 顶一万句’的迷狂时代里，这种不迎不捋、无动于衷的呆痴，这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的消极，这种在‘大而无当’中遨游的超脱，不正是对动乱现实的一种清醒认识和明智 选择吗?不正是不愿随波逐流、合污鼓噪的一种变相抗争吗?道家哲学讲究从反面着手达 到正面价值的肯定，所谓‘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就是这个意思 。看来，阿城的本意是要写王一生的大智，写他在同辈青年中过人的聪慧，却故意突出 他的痴呆和顽愚，这不能不说是深得道家哲学强调对立面的转化和超越的妙谛”[1]。 自此之后，围绕道家学说的精神内涵，不少批评家展开了自己的分析，如蔡翔认为：“ 阿城小说之所以风靡一时，相当重要的乃在于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极富审美情致的超然 态度。阿城欣赏的是人的‘状态’，进入‘状态’，就能达到某种‘不为物喜，不以己 悲’的审美境界，自得其乐，从而保持了人在困境中的自我完整性。这种思想蕴涵了相 当丰富的人生哲理”[2]。袁文杰则认为王一生从“平常道心”中获得了精神自由：“ 在《棋王》里，王一生一生只有两种基本欲求：一是吃饭，二是下棋。乍看起来吃饭与 下棋毫不相干，一个是纯物质需要，一个是纯精神活动。但是王一生却绝对要在吃饱饭 的前提下才能下棋，生存是第一要义，没有人能够脱离正常的物质需求，关键是王一生 在一种平凡的生活状态中凝聚着某些形而上的、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他于吃无争， 不苛求麦乳精、油多，只要‘顿顿饱就是福’，以一种禅机式的‘平常道心’赢得精神 上的极大自由，进而成为棋王，在平凡中又见出一种辉煌，一种民族文化精神的完美再 现”[3]。张法的观点与蔡翔相近，他认为正是王一生的“无知无欲”助成了他成为棋 王：“王一生记忆好(奇)；有深情(呆)；无多少知识，对古代正统文化(包括最有名的 曹操的《短歌行》)不知道，对西方文化(包括最有名的杰克·伦敦、巴尔扎克)不知道( 无知)；无现实利害计较，处于饥饿却并不以饥饿为意，爱下棋被坏人利用而不知(无欲 )，完全靠个性、情致、智慧爱上了象棋。在性情个性上对当下现实‘绝圣弃智’式的 超越，这是他成棋王、得棋魂的基础”。[4] 当然，也有对阿城的道学精神内涵乃至对道学精神本身持否定态度的。如陈炎发问： “为什么道家从来没有想过如何以刚克刚、以强胜强、以十万变应万变呢?……这些疑 问加在一起，使我对老庄哲学的信仰产生了动摇。我怀疑那迷人的超脱和潇洒只不过是 庸人的自欺和弱者的自慰，是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精神胜利法’。翻开我们民族的 词典，到处都是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无为人先、不齿人后，吃亏是福、难得糊涂、急 流勇退、逆来顺受等格言警句，这种压抑主体欲求、蔑视竞争意识的民族弱性，不正是 来自那貌似超脱、潇洒的老庄哲学吗?”对阿城的作品，陈炎认为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 一个“忍”字：“我自信找到了阿城小说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别的，就是一 个‘忍’字。正像历代文人曾把梅花‘不争春’的弱性美化为一种高洁的品格一样；阿 城则把国民那‘忍气吞声’、‘忍辱负重’的弱性美化为一种宝贵的德行。有了这个‘ 忍’字，王一生才可能进入那‘不为物喜，不为己悲’的审美境界，‘孩子王’方可能 保持那种‘进亦不喜，退亦不忧’的人格完整，李二才可能像一截‘树桩’那样默默地 度过自己的残生”；而且，“阿城的作品只是‘哀其不幸’，而决不‘怒其不争’；相 反，他还要把这种‘不争’的奴性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赞赏，把王一生们对现实生 活的认可和逃避描绘成令人神往的‘孔颜乐处’，美化成人生价值的积极证明”[5]。 李文田则认为阿城小说不仅反映了道家学说，也有儒家学说，而且是两家的糟粕部分： “以《棋王》为例。这篇小说就是鼓吹逃避现实，回避斗争。什么‘何以解忧，唯有下 棋’，什么‘呆在棋里舒服’。逃避现实就是避免与恶势力对抗和斗争，因之必然反对 争强斗胜”，“阿城笔下人物即使有反抗，也不是对恶势力的抗争。像《树王》中的肖 疙瘩，他反对大规模乱伐原始林木，曾挺身而出，护卫过‘树王’……但作者只是把肖 疙瘩当作维护‘无为而治’的理想王国的象征罢了”；另外，“知足常乐，安常处顺是 阿城小说人物的另一特征。王一生说：‘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这种思想并 非老庄所独有，它正好纳入儒家中庸之道的藩篱之中”，“中庸之道终于成为中国国民 奉行的道德准则，这就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恬淡自守等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为害甚烈，历史上多少有才华的生命被窒息，多少天才的创造被扼杀”。因此，李文田 的结论是：“阿城小说所反映出的‘文化’，大多属于儒、道学说中的糟粕部分”[6] 。李东晨、祁述裕表示了与李文田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王一生不为外在贫穷富贵 、成败荣辱而苦思殚虑，怀有道家的旷达与超脱、儒家的执着和坚定”，“不可否认， 这种人生态度，对于陷入困境的清醒者，自然具有对个人生命、自我完善的积极作用。 它相对于那种心为形役、为改变个人处境而不惜出卖灵魂的人生观，不用说也迸射着人 格尊严的光芒。这与中国古代文人遁避山林、淡泊明志，不求有誉于前，但求无毁于后 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在本质上它是以放弃人的社会责任为前提，以 与丑恶现实共存为结果的”，“而且由于时代的不同，传统式的旷达与超脱已很难为我 们现代人所真正具有。从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王一生式的放达和超脱，已失去了阮 籍、陶渊明的理性特色和潇洒神韵；而且，作者为了追求传统的单纯，把王一生所应有 的复杂性也抹去了，带有一种浓厚的非现实性意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棋 王》所肯定的人生观，无法照亮我们的灵魂向新时代迈进的道路，更不可能强化我们积 极进取的信念”[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