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城市比较研究方兴未艾，像“北京/上海”，有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城市季风 》广为流传；“香港/上海”，有李欧梵“互为镜像”的“双城记”这样的收获①。在 那些城市比较研究里，有关文学的论述占了相当比重，而且确乎是形成、支撑论点的关 键部分。同样地，传统的作家比较研究也增添了新的路数，越来越看重空间性因素，最 典型的像所谓“张派传人”②，分居于香港、台北、上海等地，要有进一步深入的考量 ，不同城市所赋有的性格必然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定位自然 又是重中之重。这意味着，久盛不衰的“作家比较”自觉地置身于城市文化比较的视野 里，新兴的“城市比较”更好地利用文学性资源，以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应该是一个 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张派传人”的谱系里，王安忆是颇为特别的一位。王德威一方面认为她“也许尚 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一方面又肯定她“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 腔”③。而以我所见，王安忆既是“张派传人”(如果算的话)中最愿谈论张爱玲(连带 的，还有苏青)者之一，同时，又是对张爱玲批评最多的一位。拿王安忆在2000年香港 “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这篇题为《世俗的张爱玲》的最 新版本，其基本内涵是一以贯之的：世俗的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 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 虚无的”；张爱玲“只看着鼻于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时，“她又不 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所以，“张 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 奈何的虚无”。对此，王安忆大不以为然：“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 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 ，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 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 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④。 没有对张爱玲的潜心研读，不可能有这样别有洞天的透彻之论；另一方面，中了理论 的毒的人，还是很容易从中联想到布卢姆“影响的焦虑”⑤一说。记得王安忆的一位同 仁讲过一段话，大意是：都在说王安忆已经直逼张爱玲，这很让人想起上海某房产的广 告词，“直逼徐家汇”，其实，那房产离徐家汇，打车还要好多分钟呢!这固然风趣得 有刻薄之嫌，但还是不能不承认有真义存焉：一个时隔半个世纪的后来人，就是直逼了 当年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想必王安忆是很清楚这层意思的。不过，本文并不急于展开这个意思，也不急于就此 作出比较。毋宁说，我们之所以要拿张爱玲、王安忆来对举讨论，是因为我们关心的另 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张爱玲、王安忆都是上海人、上海作家，她们又 或多或少和香港有过关联，特别是，一个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在90年代，都曾用笔涉 猎香港；这样，应该有可能透过她们的想象，比较其中的异同，来考察上海、香港这两 座城市在五十年里的位移及其“镜像关系”。当然，有了“香港/上海”的背景语境， 也才可能比较好这二位作家。 空间的位置注定了香港、上海“大器晚成”的宿命。之所以“晚”，是因为在以中原 为中心的中国版图上，二者都属于边缘。纵使江南成了鱼米之乡，多少年里，上海还是 人称“小苏州”；纵使岭南发展出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香港还基本上是块“化外之地” ，以至于“香港”一词的指涉范围，是指“香港岛”，还是岛上的一个具体地方，历史 学家迄今仍有分歧⑥。而之所以终于能“成”“大器”，则是因为时间长河上的那个“ 1840”，改变了固有的中心/边缘关系，对于不得不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版图言，香 港的命运、地位开了头，上海也是。这个“头”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断头”般的万 劫不复，可对于香港与上海，倒很有些“祸兮，福之所倚”的意思。 香港、上海所以有所谓“双城记”可做，照我的理解，这是前提性质的第一点，即， “香港/上海”能够成“双”，首先是因为它们同“一”，在同广大的中国内地的关系 上，香港、上海具有惊人的同一性：“被现代化”的“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 ，也是香港“割让”成准殖民地、上海开埠有了“租界”的历史。这就是说，在相当长 的历史时间里，“香港+上海”，共同地与内地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太 平天国从广西起事，一路席卷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这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来说，当然是 “大祸临头”；可对于上海，却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租界也被迫打破了“ 华洋分居”的格局，所有这些无疑成了上海日后进一步繁华的重要契机；而香港，人口 的第一次巨增，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事实上，香港人口的每一次大幅增长，都无一例外 地是在内地出了大事之后。 在对“双城记”有了如此理解的“底子”(张爱玲的习惯用语)以后，我们还应该看到 ：香港/上海所谓“双城”，与其说是一“双”(胞胎)，不如说是一“对”(冤家)，即 ，这两座互为“镜像”的城市，在过去，确乎经常地“此起彼伏”，并非“双进双出同 进退”，而是“你上我下分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