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1)04-0008-03 鲁迅及其文本是20世纪世界文坛最具魅力的文化现象之一。在鲁迅生前和死后的近一 百年间，褒扬与贬抑，捍卫与颠覆，纷争不断，是非蜂起。我们除对这些各执一端的看 法作出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论争外，也有必要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的阐释，正如法国思想 家蒙田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对解释进行解释。更甚于对事物进行解释。时代的风云变幻 ，鲁迅的丰富复杂，论者的立场殊异，固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但研究者对鲁 迅文本存在方式理解的偏颇和运作的失范亦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一 鲁迅研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集中在鲁迅文本政治价值的评判和社会历史意义的揭 示上。新时期以来，不少研究者对鲁迅研究的这种政治性解读予以了讨伐和清算。其实 ，鲁迅的一生与政治紧密关联。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 张勋复辟”[1](P455)；与共产党、国民党、自由主义者等各种政治势力及其头面人物 都有所交往或交锋；对进化论、阶段论、个性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形形色色 的学说都作过研究和汲纳；特别是他对中国各阶层最广大的民众有着深刻的体察和关爱 。关心政治，臧否政治，是鲁迅卓尔不群的固有品格和可贵精神；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 的爱憎感，也是鲁迅文本的重要内容和魅力所在。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作为中国无产阶 级的革命领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立足于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以敏锐的政 治眼光，发现和挖掘了鲁迅及其文本的独特价值，与鲁迅及其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的对话 。在这样的对话中，既表现出革命领袖对鲁迅深刻的洞见与理解，又显示了鲁迅及其文 本的精神特征和历史地位。这种原创性的评价在鲁迅认知史和阐释史上具有不可抹煞的 作用。但毛、瞿等人显赫的政治地位使他们的阐释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话语，具有一种 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终极性质。这样就使这些话语的所指超出了原来的政治层面，鲁迅及 其文本在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价值，鲁迅个体生命无比丰富复杂的内涵，鲁迅文本中的独 特魅力和艺术属性，或被舍弃，或被消解，或被误读，或被否定。按理说，不同研究者 在对鲁迅及其文本的理解、诠释和创造性对话中，本应形成各具特色的、体现研究者各 自生命独特体验的读者文本。但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下，鲁迅及其文本只能是单一的 、静止的、抽象的，一个个的读者文本也只是在既定的模式中，按照先定的价值座标进 行重复和印证，致使鲁迅研究在较长时期内出现了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 倾向。特别是“文革”时期，鲁迅看似被拔高、神化，实质上是被歪曲、篡改，成了一 个简陋而枯燥的政治符号。但是，不管怎样，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无论在鲁迅文本 还是鲁迅“人本”中，都是一个客观存在。政治性解读，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的鲁迅研究中，都不会被完全舍弃。我们要否定和摒弃的只是单一的政治性解读，或者 是泛政治化的模式，因为这种解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鲁迅及其文本的真实性，在 很多领域内窒息了读者文本多元诠释的可能性。 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打破了单一的政治性解读和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格 局，获得了独创性与多元化的发展。丰富的人学内涵和现代人文精神不断更新鲁迅研究 的内容，鲁迅研究从思维方式到研究方法，从概念范畴到语言符号系统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人们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观照、发现和挖掘鲁迅及其文本，形成了许多 富有研究者个性的读者文本。这又一次说明，鲁迅及其文本的意义不是封闭的，而是开 放的，“历史间距”并不会构成阅读、理解和诠释作家文本的障碍。相反的，只要正视 和承认这种“历史间距”，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 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带着当代人的审美观念、文化追求和生活旨趣，与鲁迅及其文本 进行创造性的对话，鲁迅及其文本中原有的与当代人生活密切关联的思想资源就会得到 充分的呈现与多元的展示，研究者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就会得到空前的发挥并实现其 阐释的超越。海德格尔说：“作为过去的作品，它们只在传统和保存的范围内与我们相 对。因此，它们仅仅是这样的对象。与我们相对的，只是这些作品先前自足的存在的结 果，而不是原样了。”“作品属于何处?作品之为作品仅仅属于它所敞开的领域。因为 作品的作品之在，就在而且只在这敞开中到场。”[2](P100—101)研究者总是在现时现 刻对鲁迅及其文本进行属于他的解读和诠释。作为“过去时”的鲁迅及其文本也就在另 一个敞开的领域中，作为“现实的在者”而“到场”，鲁迅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代代读者 和研究者同鲁迅及其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的历史。在这样的精神对话中，既显示了鲁迅 及其文本的魅力，也体现了读者文本多元诠释的现代意义。 “历史间距”是一种客观存在，研究者在阅读、理解和诠释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离 开自身的现实“视界”而完全进入鲁迅的历史“视界”，不可能用一个客观的系统即鲁 迅及其文本代替另一个主观的系统即读者及其文本。新时期以来，那些“还原鲁迅”、 “回归鲁迅”、“走进鲁迅世界”的提法，那类“捍卫鲁迅”的口号，虽然是出自对当 时贬损鲁迅、消解经典、颠覆权威等思潮的反拨与批判，但经不起深究。《收获》2000 年第2期上刊登的三篇文章，虽不敢苟同，但其专栏名之为“走近鲁迅”，既认同了鲁 迅文本与读者文本之间的“历史间距”，又指出了二者的内在联系，这样的提法倒是比 较科学和确切的。 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对鲁迅及其文本“重估”、“重构”、“重塑”的 声浪中，有一部分研究者一味根据自己诠释的需要，完全背离甚至歪曲了鲁迅及其文本 。经过他们的诠释，一位为民族事业奋斗终身，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成了一个充满 痛苦和内心黑暗，一生与孤独作绝望抗争的悲观主义者；一位自觉肩负历史重任和承受 时代重压，具有崇高使命感的战士成了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甚至鲁迅对国民性的批 判也是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连鲁迅“匡正时弊，重铸民魂”的思想启蒙， 也被扣上了“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罪名。这些人的鲁迅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 一极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由于对鲁迅及其文本予以单一的政治性解读，出现 了一种非人文化的研究倾向。新时期以来，有些研究者割断鲁迅与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 联系，无视鲁迅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鲁迅及其文本采取了非历史化的态 度。这两种倾向表面上看似彼此对立，前者采取“仰视”的角度，通过单一的政治性解 读，制造了一个“文化革命伟大旗手”的神话；后者以“平视”甚至“俯视”的眼光， 通过伪学术的话语操作，塑造了自由主义者、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怀疑主义者的 种种偶像。实质上，无论是非人文化的唯政治解读，还是非历史化的伪学术话语，都是 按照他们先验预见和设定的理念或范式，把鲁迅阐释成他们心中所希望的、能为他们所 利用的文本；然后通过这种被神化或歪曲的鲁迅及其文本支撑和宣扬自己的理念和范式 。这种实用主义和追求时尚的倾向，其后果必然是既亵渎了鲁迅及其文本，最终也失去 了研究者与鲁迅及其文本进行精神对话的全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