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1-0079-05 “五四”时期鲁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行，近年来人们议论纷纷，且多有从文化守 成主义出发执“X年一贯制”的“高见”，对鲁迅横加指责。本文拟从事实出发，以实 证方法作学理式探讨和提问。 “五四”时期(1917—1924)的鲁迅，社会职务是教育部部员(初为二科科长，1912年8 月为佥事)，兼任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女子高等学校讲师(1924年起被聘为教授)，1923 年和1924年，还在另两所学校兼课。他在各个学校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二：一是以厨川白 村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的文艺理论课，二是用自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 说的历史的变迁》做教材的中国小说史课。前者是引进的外国文学思潮；后者则是谈传 统文化，不过其观念已突破传统文化的樊篱。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小说是不能登大雅之 堂的(只有诗、文是崇高的)。因此，开设这门课本身，就意味着超越了传统。我们必须 看到，这时鲁迅的身份是公务员，大学教师是兼职，写作是业余的事。作为一个作家， 他这时的成果主要收集在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论文集《热风》、《坟》 ，散文诗集《野草》中。我们考察鲁迅此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应以他本人的行动、言 论文字为根据，全面研究，任何简单化、片面化的判断都会离开历史的真实。 鲁迅不是神，他也是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他很注意中国习俗礼节，亲友红白喜事 、婚嫁乔迁、生老病死，他总要送礼或慰问，赈灾济难，他都捐款。这只要看看他的日 记就会一目了然。他是敬老尊幼的模范，是称职的长子和长兄。他不主张在20世纪仍奉 行封建孝道，但对母亲，他尽一切可能使之生活舒适，心情愉快。对长辈如蔡元培，他 始终以师礼待之。对同学和朋友如许寿裳，情同手足。 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掌管的是：有关礼仪、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美术展览会 、文艺、音乐、演剧、调查及收集古物、通俗教育等事物。这是公务，个人即使有不同 意见，也不能不做。如祭孔大典，仅据鲁迅日记，从1915年到1925年，他就参加过1915 年3月17日、9月13日、1918年3月21日、1919年3月6日、10月2日、1920年3月20日、192 1年3月15日、9月11日、1922年3月25日、1924年9月4日共十次正式丁祭，均任“执事” 。或“夜半”往，或“晨二时”启程，或天“未明”动身，或“黎明”赴。1922年那次 ，还出了事故，“归涂坠车落二齿”。此外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6月15日教育部派5 人赴总统府吊祭，有鲁迅在内。为了使老母高兴，在老人60生辰那天，鲁迅“上午祀神 ，午祭祖”。但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登基”，鲁迅则愤而辞去教育部职务。作 为教育部的一名官员，鲁迅的行为似无可厚非。 鲁迅这一方面的活动，绝大多数与传统文化并不相悖。这是受他的身分限制所致。至 少，他对祭孔那繁琐的形式肯定会反感，但他是主管这一工作部门的官员，不能不参加 。还必须看到在鲁迅为《新青年》撰稿之前，他感到寂寞、孤独、苦闷，加上他在教育 部担负的工作与传统文化有关，使他对抄古碑，收集、整理、校勘古籍，研究文物和佛 学，很感兴趣。可以说，这些工作也是他作为教育部官员的业务。 作为大学教师，鲁迅在“五四”时期讲的是“中国小说史”，并为我们留下了讲义《 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稍后，还讲过“汉文学史”，印有《汉 文学史纲要》。从这些著作看，他既客观地分析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大胆突破了传 统文化观念，发表了一系列创见。如清之侠义小说，鲁迅指出，它系由茶馆的说书而通 行到社会的。由于它不同于“《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 [1](第339页)，“《三侠五义》则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别快，特别盛 。”[1](第339页)接着还将它与《七侠五义》《施公案》等作比较研究，阐明异同。说 ：后一类小说，“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我们对此，无多批评，只是很觉得作者和 看者，都能够如此之不惮烦，也算是一件奇迹罢了。”[1](第340页)仅此一例，亦可见 鲁迅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密分析和谨慎态度。 对于古典小说本身，鲁迅特别重视那些富于创造性的作品，摆脱了儒家观念的束缚。 如唐代传奇，《史略》先引用了胡应麟《笔丛》中的一段话：“变异之谈，盛于六朝， 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然后作了引 申和发挥，指出：“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 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 ，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1](第70页)并说，《太平广记》收集的 ，“实唐代特绝之作也”[1](第70页)。对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评述说：“或录 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虽源或出于张 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之独创之作矣。”[1](第93页)对于宋代文人之志怪， 鲁迅评价甚低：“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 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1](第110页)实因宋文人志怪缺乏独创。关 于《红楼梦》，鲁迅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 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1](第233页)“《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 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 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 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 是还在其次的事。”[1](第3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