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代，左翼文学是抵抗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最重要的文化力量，而 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没有起到这个作用。鲁迅无疑是左翼文学的旗帜和灵魂，是凝聚和 吸引左翼作家的精神核心。当然，左翼文学也有问题，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得到 应有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所以，我理解王富仁说的左翼文学的被消解的问题。 延安文学可以说是“后左翼文学”。对左翼文学的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消解， 发生在延安。人们一提到延安文学时，往往以为就是《高干大》、《王贵与李香香》、 《白毛女》、《兄妹开荒》，其实不是这样，左翼文学在延安的被消解，是有一个过程 的。 用毛泽东的话说，延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的，即“亭子间的人” 和“山顶上的人”，前者指的是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文学艺术家，后者指的是来 自井岗山等老革命根据地的文学艺术家。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 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 西有时不大好看。”他可能是希望他认为是革命的文艺作品既“好吃”又“好看”。4 月28日，毛泽东又亲自到鲁艺，向师生们发表讲话，说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 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鲁艺初期实行的 是“三三制”的开门办学方式，即先在校学习三个月，再到抗日根据地或前线部队实习 三个月，返校后完成最后三个月的学业。鲁艺成立之初，大量编写和频繁演出了一些直 接表现抗日救亡内容、进行全民抗战宣传鼓动的话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开门办学的 “三三制”方式未能坚持下来，学制延长了，实习改在了边区。1940年以后，话剧编演 的特点是所谓“大戏”和外国戏。在鲁艺建校一周年之际，毛泽东便表示了他的不满， 说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 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 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的非艺术的作品。中共中央干部 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在1939年4月10日鲁艺全体师生大会上，作了《鲁艺的教育 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的报告，明确指出鲁艺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 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 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中共文 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尽管如此，鲁艺的领导人和教师仍然没有完全领会毛泽东的意 图。1940年周扬担任鲁艺的副院长、主持鲁艺的工作之后，鲁艺进入了“正规化、专门 化”的教学时期，这更加引起了毛泽东后来的不满。 总的来看，整风运动之前，延安的文艺界中弥漫着比较浓厚的民主自由空气。鲁艺当 时奉行的“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自由讲学，并进行实际 艺术活动”。1941年5月1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奖励自由研究， 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分别于 1941年6月7日和6月9日发表社论《奖励自由研究》和《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肯定思想 自由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提倡自由独立的研究作风，认为边区的缺点需要从艺术 方面加以反映和指责，应该珍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 在这样的气氛中，从1941年初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延安的文艺创作出现了 一个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这一年5月16日创刊的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 经常以辟栏形式发表文艺作品。从9月16日由每天对开两版，改出对开四版后，《解放 日报》又特辟“文艺”专栏，集中刊发文艺作品，至1942年3月末，共出111期。本年内 还出现了若干颇有影响的文艺期刊，如：由丁玲、萧军、舒群等人发起成立的文艺月会 编辑出版的《文艺月报》，于1月1日创刊，这是一个具有同仁刊物性质的文艺期刊；由 鲁艺草叶社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等人编辑出版的《草叶》，于11月1日创 刊；文抗的机关刊物《谷雨》于11月15日创刊；艾青主编的《诗刊》11月创刊；中央军 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的机关刊物《部队文艺》(公木主编)，于12月创刊。 上述报刊发表了一些引人注意的小说，有讽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厂长追猪去了 》(鸿迅即朱寨著)、《科长病了》(叶克著)、《躺在睡椅里的人》(雷加著)，还有反映 知识分子与老干部、与工作生活环境的矛盾冲突，对其命运表示同情的《间隔》(马加 著)、《陆康的歌声》(刘白羽著)、《在医院中时》(丁玲著)、《河湄》(雷加著)、《 意识以外》(方纪著)、《胡铃》(刘白羽著)等。 在1941年10月19日召开的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丁玲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现 在仍处于和鲁迅同样的时代”，号召“要写批评的杂文”。接着，在10月23日的《解放 日报》上，丁玲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杂文》的文章。她在文中明确表示不赞同在延安 “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不宜于写杂文”的观点，主张要像鲁迅那样 撰写批评性的杂文，而不可“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她认为，像延安这样的“ 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 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