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是与世界性的普遍舆论对于苏联态度的转变分不开的。其直 接原因是二十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国际性经济危机，使人们普遍地把它作为了资 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以及道德信仰体系全面崩溃的征兆，把它看成了一个“垂死”与 “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形象。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苏联经过结束战乱，实行“新经 济政策”，至1928年又开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五年经济改造计划，苏联的经济表现出“ 空前的繁荣”的景象。到十月革命胜利15年纪念日，苏联已经向世界宣告“五年计划， 四年完成”，宣称已建设成为世界上农业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并奠定了大规模的社会 主义机器工业的基础，实现了全国机器化、电气化，它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重工业的发 展速度，打破了历史上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记录。由国家操纵发动的强大的宣 传攻势，造成了苏联很快就会消灭失业、贫困，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一切人剥削人的 根源以及城乡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社会主义蒸 蒸日上的普遍舆论。正是在这两厢对比中，经济危机带来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绝 望，使人们把希望转向苏联，不仅劳动阶级，而且知识分子普遍倾向革命，倾向走激进 化的道路。美国理查德·H·佩尔斯后来在研究这一段的历史文化《激进的理想与美国 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中就曾描述过，美国报章杂志派出的一批批 观察员到莫斯科都怀着一种“朝圣”的情感，感觉到自己“身临一个渐露端倪的新时代 ”。如果说，他们过去还把苏联革命看作是一个“实验”，认为“美国有足够的时间去 等待这次实验的最终结果”，那么随着证券市场的崩溃，大萧条的来临，对苏联的兴趣 急剧增加，“对很多人而言，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不再是一个‘实验’，它毫无疑义地已 被证实是一个全面的成功”，他们完全被苏联所描述的未来前景征服了，以为自己看到 了“苏联的榜样不仅可以取代民主的资本主义，而且可以取代垂死的美国之梦”。①由 此造成了许多作家狂热地“向左转运动，在思想文化界，这个时期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 是“社会批评分解成为道义控诉、文化反抗以及天启式幻想的方式”。②未来的光芒掩 盖了一切困难和现实的缺点，向左转的知识分子把人类的命运和文化的前途都和苏联的 命运与前途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当时纪德在《访苏联归来》的序言中说了一句极富勇气 并发人深省的话：对于苏联的报道，“往往仇恨苏联的人说了真话，热爱苏联的人说了 谎话，这种情况是太多了。”③马赛尔·马尔蒂奈也曾感慨：“对于踏上这片他们当作 革命圣地的陌生土地的作家来说，敢于继续看到真实的情况，并且敢于大声说出他们的 见闻是多么困难。”④作为最早认识俄国革命的伟大及其历史必然性的人之一罗曼·罗 兰甚至嘱咐把他记录的《莫斯科日记》封存50年后再发表。当时已经造成了维护苏联就 等同于维护理想、前途和光明的语境，从而在国际上掀起了左翼思潮高涨的“红色的三 十年代”。 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左翼思潮和文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紧地 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中国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得到苏联最慷慨大方的援助，所以，当以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30年代末受到德苏鉴定条约的重创而对苏联的幻想破灭，开始 重新审视苏联社会的本质，而从共产国际重新转向美国之梦时，中国对于苏联的热情有 增无减，甚至蒋介石都为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题词，国民党内也有舆论认为，苏联的共 产主义是和三民主义的目标相一致的。共产党更是一直把苏联奉为导师和榜样。这样， 当国际性的左翼运动退潮以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即使在左联解散以后，也未告一段落 ，仍然紧紧追随着苏联文坛的发展动向，来自苏联的左翼文艺思潮和理论仍继续在影响 着中国文坛，形成了一个左翼文学理论的传统。因而，梳理清楚苏联的文艺政策和理论 对这个传统的影响是很必要的。 苏联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祥地和指挥中心是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学运 动重要的理论来源地。在三四十年代，可以说，苏联文坛的每一次论争，苏联文学理论 的每一步发展变化都通过翻译的渠道及时波及到中国，并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左翼文 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与苏共的文艺政策、文艺理论的变化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翻 译苏联的有关文献信息事实上起到了为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提供指导性的理论纲领和动力 的作用。左联领导人，左翼文学的重要理论家、批评家鲁迅、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 ，都是苏联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翻译者、编撰者，或阐释者。苏共文艺政策与马克思主义 文学理论的翻译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正像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所直面的最重大的文化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 ”能否独立，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如何对待非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文学阶 级性，文艺与革命与政治的关系一样，在中国最早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太阳社和创 造社最初的理论焦点也集中于这类的问题，只不过，他们还要面对中国文坛的实际，在 如何对待和评价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及其代表鲁迅的问题上，他们显然直接间接地 受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或称“岗位派”一些观点态度的影响。而鲁迅对于 他们的反击以及左联成立后对“新月”派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恰恰得益 于20年代的苏共理论批评对于苏联文艺界极左与极右观点和态度的清算和批判。 苏共夺取政权的最初年代，不得不将主要力量放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和经济恢复与建 设上，对于文艺界无暇过多顾及，而且，苏共对于文艺的政策，从革命胜利到三十年代 初也有过几次大的变化。“二十年代苏共的文艺方针是允许文艺界不同团体的独立存在 ，三十年代初苏共则作出取消一切文艺团体、建立单一的作家协会的决议。”⑤因而在 整个二十年代较少受到国家政权干预和限制的条件下，苏联文艺思想界异常活跃，斗争 异常尖锐和激烈，各种不同的文艺团体和主张，特别是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上， 截然相反的观点和态度都得以发展到极端。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同样也反映到苏共内部， 维护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地位的一派，和否定者同样对立，在党应不应该干预文艺，如 何干预，对于文艺界的领导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问题上，也其说不一。当时，苏共对于 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如何实现它对文艺这个特殊部门的领导，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首先，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924年5月9日由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出版部长雅各武莱夫出面召 开了一次商讨会，苏共当时重要的文艺界的领导和理论家布哈林、沃隆斯基、托洛茨基 、卢那察尔斯基、瓦进等都出席了这次讨论会，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接着又在中央成立了一个文学委员会，召集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进一步磋商有关问 题；经过反复的争论协商，苏共最后才于1925年7月1日公布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 策》的决议。有关这次苏共党内讨论会的记录，冯雪峰曾根据日本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