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和左翼文学的问题。当前研究左翼文学一个很重要的概 念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的提出使我们进入了一个理论的困境，这个主流意 识形态最早可能是50年代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在肯定主流意识形态的 文学主流的前提之下，从外部给予左翼文学的。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特别是到 了90年代末，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借用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却是为了否定它 。同时活跃的还有另外两种观念，既然左翼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一定还存在着另 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消解的力量，这就有了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自由主义的 话语。当把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与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和自由主义话语相对立的概念 的时候，这就很自然地把左翼文学推到了理论的审判台。左翼文学成为了一个被审判的 对象。 这样一种对左翼文学的概括，我认为是不精确的。因为左翼文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30 年代的左翼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不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的社会上不是一种话 语霸权。在中国的话语霸权必须伴随两个东西，第一它必须和政治权力直接结合，第二 它必须和经济的权力结合。任何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当他的话语和当时的政治权力、经 济权力没法发生直接的结合的时候，这种话语是构不成话语霸权的。把不成话语霸权的 一种话语形式视为一种话语霸权，就把我们的研究和左翼文学完全对立起来了。这是当 前非常流行的概念和概念的界定。我认为左翼文学在当时不是主流话语，不是主流的意 识形态，也不是主流的文学，更不是一种话语霸权。它仅仅是一种话语形式。为了更精 确地说明这一点，下面分三个部分简单地说一说我的意思。第一，左翼文学的形成。左 翼文学作为一个潮流一个派别的形成，左翼文学的形成是新文学发展的结果。五四新文 学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的界定的，新文学永远是在一个不断地滋生和生长过程当中来 进行界定的文学。它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白话文革新这样一个点上，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 《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这个点上，当然，它也永远不可能停留在李大钊的那个《布尔 什维克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这一个点上。它必须向外展开，才可能形成我们的新 文学，才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才是一个不断流动着的文学。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它 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同时也把自己搞成了一种结构，它不是一个流而是一个结构。新文 学展开自己的时候，我们分明看到新文学发生的那一刹那，已经不是一个种子，不是一 个种子长成的一个干然后再分出几个枝。就是一粒种子，也是一个文学的结构体。这个 结构从后来展开的形式来看，自然地包含了三种因素，其一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社会思 想中自然地包含了社会革命的性质。所以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就很容 易与十月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形成一种呼应。他之所以参加新文化运动是因为在当时 的政治革命当中找不到一条新的出路，看不到一种前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他看到了 一种前途。他觉得中国的社会必须进行改造，这个改造是必须的。怎么改造，十月社会 主义革命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改造形式。五四之后，李大钊和 陈独秀就独立出去。胡适是从美国接受大学学院派教育，他所接受的文化是杜威的实用 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大学的一个理论，一种哲学学说。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领 袖，他自身存在就是中国学院派文化的种子，当他展开了自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 写的易卜生主义以及关于思想革命的那一些东西都不体现他的内在最深刻的愿望。他自 己最深刻的愿望就是建立一种学院派文化，一种学术文化。所以胡适是延续着学院派文 化在发展的。他在建立中国学院派文化的过程当中，获得了比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 周作人都要高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一直到现在，在学院派教授当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胡 适和胡适的思想。中国文化不仅仅有革命的文化，也不仅仅有学院派文化。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中还产生了第三种文化，这个文化就是社会文化，它是以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鲁迅 来体现的。社会文化的最基本的东西不是附着于学院派的，也不是进行革命的，它就是 一个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自己的读者达成沟通。这种沟通是通过 一个刊物到了读者并回归到自己，形成的一个社会文化网络。这个社会的流通形式是可 以不通过国家政治，也可以不通过政治革命这个系统的，它是社会、文化的系统。这三 个系统是新文学的自然的展开。在这个展开的过程当中，从每一个方向上都离开了五四 的那一个点，那个综合的点，它们都不再等同于那个点。五四新文学是什么?我们可以 看看左翼文学开始文学革命论争的时候，成仿吾、郭沫若、鲁迅、郁达夫这些人都构成 了似乎是势不两立的两派，但是为什么共产党要他们合作，他们就马上可以合作，弄出 一个左翼文学。因为这一批人和胡适、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等人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就是他们是在社会上活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是不安定的，他们在社会当中，由 于新文学发展规模的限制以及中国文化的落后，从事写作的人是最不安定的群体。学院 派知识分子有国家的背后支持。学院派带有雅文化的性质，他们都是从英美留学的。在 政治上，英美是最强大的国家。在文化上英美在当时是所谓最先进的国家。在经济上， 英美是最发达的国家。就这三个条件符合了中国新文化的要求，也符合了中国的政治家 和普通老百姓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自然地把英美的知识分子一下子推到了一个高雅的 地位。那些政治家也不得不把胡适当做一个社会的贤达。左翼主要是一些从事文学创作 的作家，除了写诗的以外，大多数都聚集在左翼作家这个群体当中。 左翼作家的形成不是哪一派倡导的产物，它是这个阶层这个文化群体结合的产物，它 不是由哪一个理论所体现的，是共同的生存状态和对社会的感受形式。它存在的合理性 在于政治革命不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的所有的问题。学院派知识分子也永远不可能感受和 解决社会上的所有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社会文化来解决的。其实现在也是这样。 当我们在研究着左翼文学和对它的历史评价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问题是不能 通过这个问题解决的。我们社会上的一些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在理性的思考上可 能不如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感受的强烈程度比我们要 强烈。这就是左翼文学。 左翼文学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成是一种过激的文学，不过激的文学是理性的。左翼 文学感受的则是社会。 左翼的构成。 左翼文学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是没法用一个人、一种倾向、一种理论对它做 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界定的文学。左翼文学自然包含四个层次：第一个是鲁迅作为一个个 体的人所体现的。他显然不带有政治性，不是说他不关心政治，而是说他作为一个左翼 知识分子是坚持对社会思想的改造的。他对国民党做出了多次的反抗和批评，但是你从 来不会在鲁迅的作品里听到说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反动政府必须推翻，查阅鲁迅全集没有 这样的绝对的理性化的最终的政治判决。他同样也不会说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 能够拯救中国，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在鲁迅的作品中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判 断。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坚持着一种社会的批判。他之所以更多的批判国 民党，更多的同情共产党，那是因为共产党被国民党非法地宣布为一个非法的政党。从 人权的要求上说鲁迅是同情共产党的。通过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他看出国民党的政 权是不尊重人权的，不尊重人的思想自由的，不尊重人的政治自由的。他作为中华民族 的知识分子，他要获得自由，也必须反抗现实政权的压迫，但是这种反抗并不意味着一 定要推翻这个政权，由他自己来操纵政权掌握政权。第二个更接近鲁迅的一个层次是用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话语形式但实际追求的是像鲁迅那样的独立精神的。胡风 的局限性就是他用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形式与他所追求的实际的目标是不完全契合的。西 方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有自己的独立 话语形式。第三个部分是像李初梨包括郭沫若成仿吾等人，这些人所从事的活动是文学 活动，但是他们是依照革命和不革命，依照对待国民党政权的态度来评价人的价值。我 听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些人还愤愤不平：我们那时候参加革命，参 加共产党，鲁迅那时候做什么去了?为什么对鲁迅评价那么高，对我们评价那么低呢?用 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一只脚踏在文学上，一只脚踏在革命上。他们把自己的文学价值从政 治革命的作用上体现。第四个方面，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是周扬，周扬可以说到后来成 了毛泽东的政治话语的文学阐释者，是完全政治化了，是依照一种政治的领导来决定自 己的理论取向。当然，当时的周扬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左翼是这四派构成。我们不 论是对左翼文学做出一种批判还是对左翼文学做出一种肯定，我们必须在差异当中来思 考左翼文学，而不应该把左翼文学当做一个笼统的左的，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些 责任推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上。左翼文学在那个时候是非权力化的文学，没有经济权力 依托和政治权力依托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