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似乎真的带来了“历史的终结”，所谓“历史的终结”，不过一面是资本主义 全球化的有力扩张，一面是作为历史抵抗力的左翼的悄悄湮灭。在中国，随着80年代以 来“重写文学史”实践的不断积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重新被建构，而且现代文学史 的评价已经被颠倒过来，“翻烙饼”的说法不幸成为预言。与此同时，曾经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叙述结构中被置于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已经淡出视野之外，左翼文学的研究几乎 成为空白。然而，对于左翼文学的历史压抑并不新鲜，“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这不过是历史的故伎重演。然而，左翼文学的淡出并非等于死亡，即使是一些已经 破碎的字词也会像历史的碎片一样具有记忆和言说的力量。同时，左翼文学的退却或者 放逐也并非没有留下任何隐身而去的痕迹。只有对于随波逐流的人来说，仅仅沧海横流 才具有意义；然而，也许重要的不是沧海横流，而是某个词的崩溃、扭转。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 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 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如上文所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 之输入，即新言语之输入之意味也。”晚清、五四、20年代末，都是中国思想界崩溃与 重建之际，这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明显的语言的除旧布新的现象。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 对“新名词”大摇其头，然而，“新名词”总是意外地、不断地带来“新时代”。梁启 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论及晚清诗界革命时，就谈到当时所谓“新诗”与“新名词”的 某种连带的现象。从晚清开始，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立，实际上往往就是新名词与旧名 词的对立，而反过来新名词与旧名词的对立实际上又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 ”的对立。通常，一个时代取代了另一个时代，是一批名词驱逐了另一批名词，一些概 念覆盖了另一些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说法战胜了另一种说法，是一种话语压倒 了另一种话语。80年代以来，“新时期”、“现代化”、“后现代”、“全球化”、“ 与国际接轨”和“发展”这样一些概念不知摧毁了多少东西，埋葬了多少问题。 1840年西方入侵，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的结果是，中国的“天下”破裂，从而 义无反顾地“走向世界”。在晚清，“国家”、“议会”、“学校”、“民主”、“科 学”这些新名词开始出现。我们仍然可以想象鲁迅那种“‘物竞’也出现了，‘天择’ 也出现了”的兴奋。晚清所谓的启蒙运动，当时流布全国的各种各样的白话报刊强聒不 舍地向“愚众”灌输的就是各种西洋的新思想和新知识，也就是各种新名词和新概念。 在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中，《文化批判》杂志上引人注目地开辟了“新辞源”的栏目 。后来，在《思想》月刊上也开辟了“新术语”的栏目。在激剧变化的“思想革命”和 “理论斗争”的时代，这样系统地、大规模地输入新名词的现象毫不足怪。在《文化批 判》创刊号上就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 等新名词。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与五四的知识产生了深刻的断裂。在五四时期，我们 通过现代/传统、个人/国家、民主/专制、科学/迷信、白话/文言、贵族/平民的坐标来 建立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在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我们的意义世界。 国民性、人性和个性构成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维度和方式。在文学上，白话文和写实 主义成为了我们表现这个世界的基本技术和工具。然而，经过1928年的“文化批判”， 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组完全不同的概念：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在文学上，同时需要语言和技术的更新：阶级性、大众语、现实主义。五四 时期抽象的“人的文学”在30年代变成了具体的“文学的阶级性”。正是这些名词和概 念有力地重新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它摧毁了旧的既成的知识，建立了新的对于世界的 认识。如果我们不是严格地借用库恩的“范式”和福柯的“知识型”的概念的话，那么 ，从晚清到五四，从五四到30年代，我们用来描述我们所处身的世界和社会的名词和概 念的不断变化，实际上我们经历了不同的范式和知识型的变化。从晚清以来，我们不断 地与旧的名词、概念进行决裂，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与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思维甚至不同 的世界观进行决裂。同时，我们也是在与不同的世界进行决裂。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 是“换了人间”。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是一场自觉的“理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浪漫 主义诗人曾经自命为宇宙的“立法者”，而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及中国30年代左翼文 学奉行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是文学“组织生活”。这一现代的文学观念我们有重新进行反 思和批判的必要。这一观念渗透了所谓“现代性”的重量。“文学组织生活”的思想在 中国其实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的。由梁启超之提倡政治小说，以及他的《小说与群治之 关系》中的有关论述，将文学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这种文学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 文学。他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 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是社会重构的一种非常重 要的手段。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的生活是由文学“组织”起来的。实际上 ，我们在根据《谁是最可爱的人》、《千万不要忘记》、《爱，是不能忘记的》、《我 爱美元》在不断地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们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 有重新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必要。我们把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视为左翼文学的一个区别 性特征。然而，实际上，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最早是由资产阶级理论家梁启超建立起来的 。同时，不论是在晚清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那里，文学和政治的密 切联系，都是不容否定的。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不仅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特点，也不仅是 “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特点，而且同时也是“新时期文学”的特点，甚至也 是所谓“后新时期文学”的特点(如果我们不否认反政治的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话) 。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是无产阶级的五四，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是对于表达 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五四的“文化批判”。左翼文学既是对于五四文学的批判，同时 又是五四文学的自然发展和历史延伸。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充满了历史的断裂与延 续，正如成仿吾“奥伏赫变”这个词所说明的那样。之所以说左翼文学是五四文学自然 发展的结果，是因为五四文学已经为30年代左翼文学的出现和胜利做好了准备和铺垫。 30年代左翼文学实际上是利用了五四的话语资源。一方面，30年代左翼文学是对于五四 文学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仍然采取了五四文学“新的”和“进步的”时间神话和叙述 方式。五四时期，“新文学”取代了“旧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作为“第四阶级文 学”和“新兴文学”取代了“第三阶级的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是对于五四文 学的一种逻辑推进，有着逻辑同一的关系。左翼文学是五四文学的自然发展，正如鲁迅 在五四落潮以后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一样。同时，30年代左翼文学又是在新 的历史层次上展开五四的矛盾关系。五四的“平民文学”到30年代进一步为“大众文学 ”所替代，五四的“白话文”转变为30年代的“大众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