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拜读《粤海风》2001年第5期所载袁良骏先生的大文《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 ，又悉该文为《中华读书报》转载。平心而论，这篇棱角分明、笔锋犀利的文章，若出 自一位对丁玲无甚研究、涉世不深的小青年之手，并不足为怪。因为时下对包括鲁迅在 内的革命文艺家进行酷评，甚至对他们的思想、作品、人格加以全面颠覆的文章比比皆 是。奇怪的是，袁先生却是“一名新时期的丁玲研究专家”。这不仅仅是自诩，新时期 以来，他确曾耗费大量心血，编辑出版、发表过上百万字的丁玲研究资料和丁玲研究文 章。也许，诚如袁先生所言，他所作的这些研究工作，是“出于教学的需要，也出于对 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作家的同情和敬意。”然而，这篇所谓对评论对象充满“同情和敬意 ”的文章，却把本来非常清楚的事实，倏地化作团团迷雾，甚至化作莫须有的污点。 袁先生在他的这篇长文开头写道，他以前所做的丁玲研究，只是记下了对丁玲的“印 象和了解的一部分，现在我将记下这些印象和了解的另外一部分”。且看他的另外一部 分“印象和了解”是些什么吧。 丁玲真的“只对了一半”? 袁文第一部分，以“丁玲和周扬”这个题目，陈述他们之间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解的 恩怨”。耐人寻味的是，袁文对丁玲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一事，作了这样的述评：“周扬 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反右斗争之机，狠下杀手，一举铲除了自己在文艺界的心腹之患， 也报了‘四条汉子’之类的一箭之仇。1957年，是周扬的全盛期，也是他生命史上辉煌 的一页。而这一页，恰恰是用丁玲、冯雪峰及其拥戴者们的血泪凝成的。”紧接着又写 道：“丁玲一直认为，往死里整她和冯雪峰，这绝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意愿，而是周 扬一手遮天，蒙蔽中央、毛主席的结果。因此，丁玲不埋怨党中央、毛主席，而是一直 把希望寄托在党中央、毛主席身上。”进而作者断言：“丁玲不无天真的是，她只对了 一半。反右斗争，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就是一场可怕而错误的自相残杀……既 然决策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错了敌友，覆巢之下无完卵，像任何领域的‘反右斗争 ’一样，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也绝对不是周扬等人一手遮天的结果。” 这里袁先生的意思很明确，丁玲的挨整，不应只怨恨周扬，还应该把怨恨投向“决策 者”——党中央和毛主席。否则，你丁玲就是“不无天真”，就“只对了一半”。果真 如此吗?就笔者所知丁玲并不“天真”，也并不“只对了一半”。 那还是1979年春天，笔者奉命赴京采写一位老革命家的传记。4月20日午后，我和林伯 渠同志的女儿秉元同志去拜访刚刚从和平里文化部招待所搬到友谊宾馆东北区的丁玲夫 妇。采访进行了约两个多小时，临结束时，我作为她家乡的后辈，害怕触及这位久历磨 难的老作家心灵的创伤，只是从周立波“文革”期间那么大年纪还拉到县里游斗说起， 不经意地说了句“您这么多年，受苦了”。她当时漠然一笑：“他还比我好一点，我是 双开，就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反右时，我们当时就明白，我的问题，是毛主席点了头 的，就像《十五贯》里的况钟，朱笔一点。但是我心里没有什么怨言，根据当时的情况 ，毛主席作出那样的决定，我有什么想不通呢?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复杂的人物， 他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就是根据中国的历史情况，结合外国的经验，把中国革命搞成功 了，是伟大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正确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摘自笔者1979年4月20日采访日记)。此后，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当年看到《文 艺报》上《再批判》的编者按语，就知道那不是周扬手下那几个笔杆子的文风，他们没 有那么大的气魄。除了毛主席谁有这么大的气魄?我的案算是铁定了。我心里明白，主 席不点头，周扬那几个人是打我不倒的”。特别是她在回忆录《风雪人间》中，更是清 楚地写道：“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 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认为只有他了解我，如 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这里所指的“他”是谁?当然是毛主席。是曾经赠她 《临江仙》，夸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的毛主席；是曾经在她的历史问题结论上最后一锤定音：“……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 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毛主席。试问，丁玲对毛主席有这样一番 撕肝裂肺的“天问”，难道还不够吗? 事实证明，丁玲非“天真”，她深知长达二十余年的灾难，决不仅仅是周扬“一手遮 天”造成的。那么，她为什么不怨恨党中央、毛主席?无需考证，也无需揣测，丁玲自 己曾作过明确的回答。1980年12月7日，丁玲应中国记协的邀请，参加了一次茶会。会 上，有一位外国记者问她：“共产党执政以来你老挨整受苦，你为什么还相信共产党? ”丁玲答：“不是共产党错了，是一些人错了，一些思想错了。”又有记者问：“对毛 主席的看法，与过去三十年的看法相比有何变化?”丁玲答：“每个人都可能有变化， 由于环境、条件不一样。我与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比较接近，当时革命条件非常艰苦。 毛主席引导大家抗日，大家都佩服他。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 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 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功劳很大，我现在仍 然是这种看法。如果没有他的领导，国家的胜利就会迟一点，当然不是说不会胜利。‘ 文革’十年，不能说毛主席没有责任，至于责任有多少，可以讨论，以教育后代”(见 《丁玲文集》第六卷《答外国驻京记者问》)。 丁玲在国内如是说，在国外亦如是说。1981年10月31日，丁玲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 写作中心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我个 人是遭受了一定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我遭受不幸的时候，党和 人民也同受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得多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所受的折磨比我更深。一 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一点挫折呢 ”(见《丁玲文集》第五卷，《我的生平与创作》)。此外，她还在1981年11月6日在纽 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说：“我在爱荷华时，有位台湾来的年轻人找我。我跟他说， 如果有人写文章骂我，我不在乎。如果有人要在台湾写文章骂我，那就更好，那增加了 我革命的资本。我还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是跟一位共产党员说话”(见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份”》，《丁玲文集》第五卷419页)。丁玲这些讲话，无疑 是坦诚的，是她的肺腑之言，也算是掷地有声。在曾经遭受过如丁玲一样劫难的幸存者 中，也决非丁玲一人对自己的遭遇持这种态度。党、政、军及文艺界都有这样的典型， 如黄克诚、曾志、陈涌、刘绍棠等等，莫不如此。他(她)们的胸怀，才是真正共产党人 的胸怀，他(她)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完美的人格 力量。如果说丁玲在外国人面前不骂共产党，不骂毛主席，是一个中国人民族气节的体 现，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体现，那么，遭到西方一些人的非议和嘲弄，那是很正常的 。问题在于她却因此还要不断遭到来自国内的那些先生们的诋毁和责难，死后也不能免 。大约在某些先生看来，丁玲不该那么匆匆离去，只有她才最有资格加入王若望、刘宾 雁们的营垒。亡命天涯，去专业地骂，那才叫“功德圆满”，才不至于“只对了一半” 。可惜，丁玲无此造化，终于走了，给这个世界留下永恒的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