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此时纪念一位生于19世纪末的伟人，令我有一种强烈的历史 沧桑感。自鲁迅1881年诞生至今的120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 变迁是多么巨大，但它们的发展又是历经了曲折、反复的过程。时至今日众多思潮，其 根柢与鲁迅生前所思考的仍多有联系，仍为今人艰难地探索着。今春看到一篇从网上下 载的李慎之先生论《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便是 这样一篇令人多有感触又难以全部苟同的文字。 李先生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辈，他一直在为实现我国的民 主政治而呼吁。这一封公开信的主旨也是为了“学习民主”。而触动他写此题的起因， 是因为看了舒芜先生在《回归五四·后序》中强调自己六十年不变初衷：“尊五四，尤 尊鲁迅”，而李先生在读了“五四”的文献资料并进行一番思考后，“结果发现鲁迅还 不能代表‘五四’全部(比如陈独秀就说‘五四’运动只能由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负 责)，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认为“就对启蒙 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李先生有这样的看法，我并不奇怪。因为尊不尊 鲁迅或尤尊谁是每个人的思想自由，绝不能也不可能“舆论一律”。同样，我也认为鲁 迅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我也很尊敬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先生。我撰写本文并 非要与李先生一论鲁迅和胡适之短长，也并非要一辩李先生在文中提出的一些令我困惑 的观点，如李文认为在“个性解放”方面，“先进国家经过几百年的经验教训是总结出 了一整套行为规范的”，“这些规范就是‘五四’所确立的‘民主’”。这似乎与我所 见到的“五四”经典文献的主要内容有异。那时确实有对西方民主生活及有关制度、约 法的介绍，如高一涵的《民约与邦本》，就说得很详细。但“五四”倡导者们(包括胡 适)的文章更多的是揭露中国封建主义的吃人礼教，宣传人应有的觉悟和人生的目的， 呼吁文学革命，推动“新文化运动”。至于如何改革的问题上，观点很不相同，其中有 不少是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很少有关于民主规范问题的讨论，在我这个非“五四” 研究者的印象中，“五四”人还没有将此作为他们的当务之急。好在现存“五四”的文 献不少，研究也多，我想研究家们会对此有一个接近真实的结论的。在此，我仅想就李 文中有关鲁迅的几个问题，谈谈我所了解的某些情况，以供李慎之先生和有兴趣者参考 。 关于《文化偏至论》 李文说，读鲁迅的《文化偏至论》，“觉得其文字晦涩冗杂、佶屈聱牙(可能是他还没 有摆脱章太炎的影响，未接受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而改写白话文的缘故)，无非就 是要求个性解放而已，比起陈独秀晚年的觉悟，比起胡适一贯提倡的民主、法治、自由 主义，在我看来还要差一些”。李文的这一结论，实在令我不解，他何以把鲁迅写于19 07年，发表于1908年的文字和陈独秀的晚年思想作比较，还要鲁迅去响应胡适在1916年 才正式提倡的白话文。正是诸如此类缺乏时代感的比较，导致他对鲁迅的某些批评不可 信。 《文化偏至论》确是一篇有点生涩的长文，1926年鲁迅把它和同时写的《摩罗诗力说 》等4篇论文收在杂文集《坟》中时，即在《题记》中说：“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 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原因之一“自然 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且不说，在上个世纪的二十 年代尚有人要读鲁迅留学时代所作的长文，就是吾辈后生，在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后 重读这些长文时，也禁不住发出由衷的惊叹：鲁迅早在世纪初就在全面考察西方社会文 明的发展史和他们思想、文化的现状后，鲜明地提出了一个为纠正当时洋务派、维新派 和革命派偏颇的救国思想，即“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 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可惜鲁迅这 一断语，当时并未为人们重视，终成旷野呼告。直至三十年代，鲁迅还不时感叹：“当 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虽然人微言轻 ，终无效果。”(1934年6月9日致杨霁云)回顾清末以来的中国革命史，大都着重于制度 上的变化，有的更注重掌权者的利益。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立人”的认识，仅落实于 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和集体观念的训练上，而鲁迅所向往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社会风 尚，非但不能实现，而且距离越来越远。 奇怪的是，李文竟把这一历史悲剧归咎于鲁迅等在“五四”以来只倡导“个性解放” ，而没有认识、理解并树立一整套人们应遵行的“行为规范”——即“民主”，才不可 能“避免伟大领袖从心所欲的‘个性解放’压杀我们这些凡人的‘个性解放’的惨剧” 。看来，鲁迅最初写《文化偏至论》时用较多笔墨匡正时人对“个人主义”、“个性解 放”的涵义及其推重者的误解，在今天也不是多余的冗杂之言。正如他指出的，“个人 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 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他列举的几位十九 世纪末重个人的哲人如斯契纳尔、勖宾霍尔、契开迦尔、尼佉 (现分别通译斯蒂纳、叔 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尽管他们的思想都倾向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但在实际生活 中他们却又都是良善的，有的充满了同情心，有的严于律己，有的气性温和。他们是一 些自由发表其原始理念的思想家，他们虽然愤世嫉俗，却不是虚无主义者。鲁迅在《文 化偏至论》中特地分辨斯契纳尔和他的追随者的不同，他视斯契纳尔为英哲智者，而称 那些后来自以为追随其学说并加以发挥的，如以“颠覆满盈，铲除阶级”等彻底行动为 目的的无政府主义者为“愚者”。李文所痛恨的那位“伟大领袖”的独裁意识和行为， 恰恰是在“否定一切”，破除一切特权，追求共产风的“大民主”的幌子下产生的；更 有其他因素的影响，非本文三言二语所能说清。我想李文当然不至于不明“个人”一语 ，但为了强调“民主”的重要，在有意无意间，竟把二者对立起来，把统治者的独裁意 识归于“个性解放”一类，这在当前尚少有个人自觉意识的中国，是十分不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