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抑或“美学”品格，这些异世同时、异地同一的文学标准，理所当然是比 较文学进行文学交流的尺度。正是这些“文学性”或“美学性”，可以穿越时间，成为 人们心灵朝拜的“居所”。这也就是我们爱讲文学的“经典性”或“古典性”的一个重 要原因。因此，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中，从否定性的批评中我们读到了关于文 学此类标准的要求。大致说来，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性、文学性、美学性匮乏，其原因 在于对非文学的东西有着过度的追求，“现代性”便遭到这样一种指责。吴炫认为，以 “现代性”追求来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非常不妥当，因为，“现代性”是一个“非文学 性的命题”，对文学自身的建设有诸多局限。笔者则认为，“现代性”话语重在描述文 学何以如此，“文学性”话语重在描述文学应有的面貌，可有三个方面的辨析：一、“ 现代性”与“文学性”是可以兼容的，也就是说，并非一切现代性追求都与“文学性” 相悖，并非一切文学性追求都不能体现现代性追求；二、尽管“现代性”是一个“非文 学性的命题”，但它却可以解释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命运问题，即必然性问题；三、 在现代社会，任何离开“现代性”在场性言说的“文学性”都已不可能，不管这种现代 性是显性在场还是隐匿性在场。接受这一现状，我们才有可能把关于现代性的追求与文 学性结合起来，把对文学性的追求作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现代性追求的高级形态去把 握。 其实，对于文学境遇的这种不可回避的关于“现代性”的应答，使我们对中国文学与 世界文学的美学交流之不可能，心知肚明。20世纪的中国文学自动放弃美学的立场转而 依傍社会学的尺度，完全是在中国现代性追求中的自我调整，文学不得不服从建立一个 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一宏大叙事的要求。早在1921年12月，《小说月报》就专门推出了“ 被损害民族号”专号。鲁迅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心态正可以说明文学离不开“现代性”追 求这样一种境遇，鲁迅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致于倾向了东欧，因 此所看到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 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年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 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 对世界文学的接受重在民族自立这种现代欲求。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如此境遇，其自觉不自觉地是要塑造一种关于这个现代的民族国家 的集体情感，这就是关于“新中国”的情感。“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新情感，实际 上是晚清以来许许多多志士仁人薪火相传所表达的一种新情感，这就是孜孜以求建立一 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情感。实际上，“五四”时期对人的现代性的认识，虽经历了一阵阵 个人主义的呐喊，但是很快地大家都认识到国家民族问题、爱国主义问题，富国强兵问 题是第一要义的，郭沫若于1926年就开始批判个人主义，他认为，要搞革命文学、要通 过唤醒民众、积极地推动革命，才有可能迎来一个崭新的“我们”——“中国”的到来 。 当然，现代性话语的讲述在新文学以来的文学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区别于古典文学特 征的审美现代性去表达的。文学境遇中的审美现代性被强调的是发挥现代作用的问题， 艺术是否让人更积极地改造现实，显示出异乎寻常的重要性。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立场，导向了新情感的一致性，要求艺术能够将这种 新情感集中地表达出来，使其定格，成为人们返回现实，改造现实的精神力量之象征， 这种整齐划一的新情感，就是要求审美现代性积极有效地产生现代作用。熟悉当代文学 的读者马上会想到下列作品，在将中国推向现代的天幕中，这些作品尽管形态各异，但 始终有一种本质上的一致，即关心新情感的表达，关心审美现代性的转换生成。如赵树 理《小二黑结婚》、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 、曲波《林海雪原》、吴强《红日》、柳青《创业史》、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等等 ，这样一份作者作品的排列就集合起我们经常听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我 们必须承认，在上述这些文学作品所创造的新情感的影响下，审美的启蒙与接受极大地 转换成人民群众改造旧世界的精神武器，精神之力量已经转化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力量 。 新情感的表达，我们可以举《青春之歌》为例。林道静的进步被看作是国家进步的象 征，这种读解是当时千千万万人的读解，可以说一种共同的新情感使这种读解成为最本 质的读解。对于杨沫来说，正是对这种新情感的深刻感受，才得以在小说中通过艺术的 形式凝聚起来。在今天，这种已经过去的“新情感”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所以对林道静 的解读就变一为多了；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经过伪装之后的本质上是“水性杨 花”的女性；一个弗伊德式的性别竞争故事，如此等等。注意到了性别中潜意识层次的 需求并通过伪装而得到满足，并非没有道理，可是这件事情反过来问一下也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林道静非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改造的话语去实现这种满足，为什么非 如此不可呢?难道不可以像90年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样更直接一些去达到满足吗?把林 道静的成长看作是国家获得本质的读解，我的理解是，这恰恰说明了一种新情感的现实 历史要求，这是民族的、大众的“如此”选择。林道静，甚至就是中国的象征，林道静 的故事因此是我们拥有共同本质的故事，林道静的形象因此被浇灌成生动有力的审美意 识形态的先导和范型，积极地改造社会，变革社会，正是新情感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