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2)01-0062-05 作为新世纪的第一个年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开始透露出某种与过去告别的 姿态，显现出更多的理性成分：90年代的那种喧哗与骚动正在悄无声息地消失，理论界 与批评界在跨过一个世纪的门槛之后，似乎也跟着成熟起来，更着重于重新探讨和思考 一些具体实际的当代文学问题。 文学史研究：走向学科的学理思考 伴随着中国当代文学50年开始由现状走向历史，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日渐成为当代文学 研究的重要课题。1999年，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 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正式出版，引发了从2000年开始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一轮热潮 。北京、上海、福建、苏州等地举行当代文学史写作与理论研讨会，2000年11月在广东 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1届年会，也将文学史的写作作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如果 说2000年的文学史研究更多的是将洪、陈的两部文学史作为主要对象和基点，并由此涉 及到文学史的诸多问题，那么，2001年的文学史研究则更多地从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出 发，对当代文学史分期、观念、史法、史笔与写作的逻辑、风格进行更具学理性的梳理 和探讨。 文学史研究首先遇到的是分期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分期才能展示出文学在时间上的演 变，分期还联系着文学史研究的文学演变标准，而且，当代文学分期的上限一直是与现 代文学纠葛在一起，下限则是不断发展的“当代”。这从学科建设上说，倘若学界无法 达到基本的共识，其研究就会出现极大的障碍。而20世纪的终结，则给了研究者在一个 大时段中解决文学史分期的可能性。2001年伊始，《复旦学报》就展开了“中国文学史 分期问题讨论”，由章培恒、陈思和两位先生主持，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讨论 开始，讨论的出发点是打破以朝代更迭为文学史断代分期的标准，寻找更能显示文学特 点的分期法。就当代文学领域而言，焦点集中在现、当代文学的分界与90年代文学在文 学史中的地位。 谈蓓芳从当代文学“首先是指当前的文学，也包括在时间上与当今相衔接、在性质上 与当前同一范畴的文学”的概念出发，提出“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80年代的文学都属 于现代文学范畴”的大胆设想，理由是“80年代前期的文学乃是向以‘五四’为标识的 二三十年代文学传统的回归”，到90年代，“融合着人生追求的文学自身价值”取得了 主导地位，“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产生距离”，所以90年代“也就成为当代文学的开 端”①。陈思和则认为“90年代文学很难成为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它“并没有超越 ‘五四’新文学传统”。他分析了90年代文学通过多种冲突并存的形态而达成多元化发 展的趋势，联系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现象，认为90年代文学“只是20世纪文学史发 展过程中‘共名与无名’状态多次循环的又一次再现”②。丁帆则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 中，从文学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提出问题。他认为“90年代末由经济而文学的 根本意义上的人的文化观念的质变”应该是“文学史断代的理论依据”，由此他否定了 “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的划分，认为“五四”到90年代以前是“现代化” 与“现代性”的一个漫长过渡。90年代完成了社会结构转型的最后阵痛，所以中国文学 在经过了80年代“‘现代性’的反复回归与‘后现代性’的超前演练”后，在90年代发 生突变，进入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存时期，并与现代、古代文学根本断裂③ 。郜元宝则否认当代文学有这样的“根本断裂”。他认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只是“带 着特殊的时代印记而将自己深深织入了中国的‘现代’”，“它仍然处在一个尚未完成 的‘现代性计划’之中”。尽管80年代至今文学总是不断地创新，但文学的“现实处境 ”和“精神资源”仍然与晚清以来的文学处境的精神资源相一致，它“不过是未曾中断 的历史的延续”。为此，郜元宝提出的概念是“晚清至今尚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 它包括1949年至今的“当代文学”，至今尚无下限④。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到，当代文 学已经被纳入一种“大文学史观”中，这种“大文学史观”从80年代初提出“20世纪文 学史”理念而逐渐浮出地表，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20世纪还是个时间限定，这个限 定中的文学史常被看作是现代+当代的文学流程。而2001年有关打破朝代更迭为分期的 文学史研究，显然更加注重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与科学，体现出对文学史自身体制的更 高追寻。而且，在不少讨论文章中已将“现代性”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核心概念， 注重到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文学历程的复杂关系，这很可能产生创新的史识史观，给21世 纪的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的转换。 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重新思考，是2001年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 现象。这一年11月在苏州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学术研讨会，就专门讨论从1949年到19 76年的中国文学。这里，一些青年学者的观点值得注意，北京大学的李杨以“没有‘十 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的质疑方式提出问题，他认为“左 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 现代性范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时期的作家群、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修辞方式乃 至情感形式、历史命题，“都无法真正摆脱与过去时代的联系”，“十七年文学”与“ 文革文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政治道德化的认知方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对乌托邦 的梦想等已经与民主、自由、个人性、文学性等“一道构成了我们在20世纪这个特殊的 语境中认识世界和认同自身的基本方式”⑤。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提出要重新解释“十七 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现代性，认为“这是‘发现’当代文学之‘现代性’的第一 步工作”，他承认“文革”是场“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的大劫难， 同时又提出“不能从根本上否认这一时期的现代性追求”，由此他提出哈贝马斯的“现 代性方案”与汪晖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说法供人参考⑥。与重新思考“十七年文学 ”与“文革文学”相呼应的是像王尧的《思想历程的转换与主流话语的生产》⑦、程光 伟的《关于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⑧、萨支山的《试论50至70年代“农村 题材”长篇小说》⑨等论文的发展。随着“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的提出，预计在今后几年内，1949年——1976年的当代文学研究会出现一种更深入的局 面。 对当代文学史的关注，必然要触及到文学史史学与文学史写作诸多问题的探讨，《文 学评论》2001年第2期集中发表了一组笔谈。在笔谈中，孙绍振提出“把不同历史语境 的作品，纳入同一审美历史语境作系统的评价”，让文学史“负起提示审美历史经验积 淀的任务”⑩；南帆分析了文学史写作中所遭遇到的个人话语与普遍话语的联系与分歧 ，提出文学史写作的相对主义问题(11)；昌切揭示了洪、陈两部文学史写作上启蒙立场 所带来的问题，言外之意则在强调“持守学术立场”(12)；徐岱反对文学史写作中的“ 文体等级论”和“科学性”，认为“科学主义的以事实为本的价值观，不能成为包括文 学史写作在内的人文活动的衡量尺度”(13)；周宪则倡导从小叙事进入当代文学史，认 为这样可能“拓展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历史透视”(14)。2001年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理 性地带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