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1)05—0006—03 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现代讽刺诗产生于五四时期，其间也不乏光彩的讽 刺诗作。胡适、陆志韦、徐志摩等人的讽刺诗尽管讽刺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政治、礼教与 文化，但现代讽刺诗并不因他们的“偶一为之”而成熟起来。这是因为20、30年代的现 代讽刺诗象此间的现代讽刺小说的那样，虽然“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 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1]然而不具历史品格、时代品格和美学品格的现代讽刺诗，就不具备现代讽刺诗的文 体品格。而不具现代讽刺诗文体品格的类讽刺诗又有何优秀可言?!“检讨我们对于这个 方面的创作表现，实在还不能深刻而有力、辛辣而尖锐的写出配合政治现实发展的优秀 政治讽刺诗……我们的诗人还没有象白德讷衣者从被讽刺人物的心理上、行动上、言谈 上、著作上、为人上，历史地去分析他、把握他、刻画他；然后再以最寓于理解的讽刺 技巧，以达到政治讽刺诗的艺术”。[2]也许是因为“文体阶段偏胜”决定了五四时期 是鲁迅的讽刺时代，而30年代是老舍和张天翼的讽刺时代。20、30年代现代讽刺的“幸 运”光环没有落在现代讽刺诗的头上，这又是与现代讽刺诗的时代动因和自身特点密不 可分的。直至40年代中后期，马凡陀一出，20、30年代现代讽刺诗一度低落、僵滞的格 局就被打破，现代讽刺诗的第一个高潮就出现了。臧克家曾这样描述当年现代讽刺诗所 呈现出的空前盛况：“1941年以后，一直到全国解放之前，讽刺诗成了新诗的主流，每 一个诗人都写了大量的讽刺诗。这是时代的使然。置身蒋管区，如果他真是一个诗人， 就一定会写讽刺诗。”[3][9]至此，现代讽刺诗首次获得了与抒情诗平起平坐的光荣席 位。可以这样说，马凡陀是现代讽刺诗史上第一位以创作现代讽刺诗而名世的讽刺诗人 。他第一个提供出现代讽刺诗的“马凡陀山歌”的体制。他第一个提供出现讽刺诗的武 出范式。换言之，马凡陀为现代讽刺诗首次赢得了它的时代的、美学的和文体的品格； 马凡陀是现代讽刺诗史上第一人。而且，此时，围绕着马凡陀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以 创作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为己任的现代讽刺诗的诗人群 落。中国现代讽刺诗的第一个春天已来临且繁花似锦!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的“颂歌”时代没有给现代讽刺诗以生长的空间。50年代，外在 氛围又使现代讽刺诗连年歉收；它令臧克家等诗人为之焦心。60年代，刘征、池北偶、 易和元等人的国际题材的政治讽刺诗，使现代讽刺诗“昙花一现”——它本是对40年代 现代讽刺诗所开创的政治讽刺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与拓展，可不幸被接踵而来的“文革” 枪毙了! 新时期，随着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归与不断深化，随着新诗文体意识的不断增强 ；现代讽刺诗枯木逢春——它在刘征、黄永玉、石河、陈显荣、余薇野、张维芳、罗绍 书、梁谢成、萧振荣等人的推动下，迎来了现代讽刺诗的第二次高潮。 从第一次高潮到第二次高潮，现代讽刺诗不是简单的量的堆积；而是在意蕴与诗美等 层面上均发生着深刻的革命。同样可以说，刘征一出，现代讽刺诗的第二次革命就爆发 了并取得了令人惊喜的硕果。因为，刘征第一个给现代讽刺诗提供了寓言诗的体制，也 是他第一个提供出现代讽刺诗的文进范式。至此，现代讽刺诗已走上了完形的道路。 概言之，不论是黑暗的时代，还是光明的朝代，只要生活中还有负面现象的大面积出 现，讽刺诗就不会沉没!现代讽刺诗在相隔不过半个世纪的时空中，就已先后出现了两 次高潮；而且推出了现代讽刺诗的两种范式和现代讽刺诗史上的两位“高峰式”诗人— —马凡陀为现代讽刺诗提供了挞伐敌人的艺术经验；刘征为现代讽刺诗提供了讽刺朋友 的极富魅力的笑声。 1.现代讽刺诗的第一次高潮(40年代中后期的国统区) 一个人民遭受高压的惨酷时代，讽刺不失为一记有力鞭挞丑恶的鞭子。40年代中后期 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面目暴露无遗，广大人民群众刚刚对日本 投降感到短暂的喜悦，便又陷入更为沉重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之中了。”[4]质言之，国 民党反动派政府，在政治上推行法西斯的独裁，在经济上对人民实行敲骨吸髓的勒索， 在文化上扼杀民主进步文化，“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 [5]这种时代的凋敝与危机又与30年代的密云期不同。它表现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虽 严酷，但已濒临崩溃；黎明的黑暗虽浓重，但天边已初露曙光；换言之，国统区广大民 众虽有痛楚与压抑，但他们并不困惑与迷茫；中国历史发展方向已日益明确；中国革命 的胜利在望。 40年代国统区的“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社会相，为现代讽刺诗的大批产生铺好了产床 。而且，不象20、30年代的各种政治或艺术的偏见使现代讽刺诗遭人白眼。40年代中后 期的国统区的民众对诗歌审美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普遍需要的是愤怒的呐喊、 锋利的冷笑与战斗的风彩。热烈、尖锐、泼辣成为此时人们所喜爱的诗歌美学风格。讽 刺作为一种尖锐的社会批评，恰好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心理与审美趋向。与抒情诗不同的 是，讽刺诗的时抨特点明显，具有暴露性的政治批判能力，便于展示那个时代的战斗风 姿。而且，现代讽刺诗自身的短悍与诗化的口语的文体特征又为讽刺文[6]所不及!总之 ，上述外部“生态”与内在优势使现代讽刺诗第一次获得与现代抒情诗同样的光荣。马 凡陀一现，现代讽刺诗就以“崛起”的精神风貌一扫它在20、30年代一度低落与僵滞的 局面。现代讽刺诗首次拥有了它自己的位格。现代讽刺诗的第一个春天已生机盎然。马 凡陀作为现代讽刺诗崛起的中坚诗人，在于他开创了以山歌体式去辛辣讽刺国民党反动 派和帝国主义的现代讽刺诗的新生面。而且，此时还有许多现代讽刺诗人和马凡陀一道 创作了大量的以批判虚伪、愚妄、倒退与庸俗为基本主题的现代讽刺诗。它们均在广阔 的社会政治画面上点染着现代讽刺诗人讽刺的的粗大笔触。它们已没有了20年代讽刺诗 中的由热转冷的理想破灭感；而是有着比左翼文学(这里限指其中的30年代的现代讽刺 诗)更为执着、更为有力地捣毁旧世界的气度与信念。它们的社会政治批判显得更为重 要、迫切而深刻。因而，它们共同体现了40年代现代讽刺诗的战斗特色。臧克家后来回 忆道：“40年代的讽刺诗，来势之猛，如爆雷滚滚，如潮水高涨；影响之大，如穿破层 云的一道道阳光”。[7]现代讽刺诗的崛起构成了国统区文学创作的一大景观。袁水拍 的“马凡陀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杜运燮的《追物价的人》、宋扬的《古怪歌 》等讽刺诗均以激愤的政治热情、幽默机智的诗化口语给国统区的腐败与丑恶以猛烈的 讽刺；其“火神一般”的讽刺精神令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大振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重 庆、上海[4][8]是40年代讽刺诗的重镇；并以此为中心现代讽刺诗在国统区形成高潮。 现代讽刺诗在此期作为中国革命在文化战场的先遣兵，左冲右突。它犹如炮弹、刺刀， 讽刺一切逆历史与时代潮流而动的落后、反动的事物。它始终遵循着一条由批判到斗争 到毁灭讽刺对象的艺术路向。所以，在40年代现代讽刺诗坛上，人们看到的尽是硝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