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文学活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在20世纪的上半叶始终活跃于文坛。早在40年代末期，朱自清就为这个流派说了公道 话。到了20世纪末，贾植芳教授更作了更深一层的论述：“应该看到，这派作家虽然在 思想艺术上有较为沉重的封建性的历史负担，但是作为职业作家，他们摆脱了在封闭性 的农业经济社会里知识分子对官府由人身依附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人 格的自食其力的社会个体，这是历史的进步。他们以普通人的心态，用普通人的语言， 写普通人的生活，着重文学的欣赏娱乐作用，从市民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文学中占统治地 位的‘文以载道’的正统文艺观加以否定，在使文学由庙堂走向民间、从知识分子精英 走向普通大众方面也具有积极意义。况且，他们的作品也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反映了近 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文献和资料价值。这一文学流派的出现和流 行本身也是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反映，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 、历史信息，值得认真对待和研究。”① 这是对鸳鸯蝴蝶派的极为公正、准确的评价，可以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在刚刚建成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中，这个文学流派也占有一席之地，包天笑、周瘦鹃、程 小青作为这个文学流派的代表得到了专门的介绍和正面的肯定。这一切，结束了这个文 学流派被误解、被否定的历史，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述。我们认为， 地域文化视角不失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更好地剖析、理解和认识这个文学流派 的特征、价值和意义。鸳鸯蝴蝶派是一个有着强烈吴文化色彩的文学流派，是可以成为 吴文化表征的一种人群文化。研究鸳鸯蝴蝶派与吴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不仅可以揭开 这个文学流派的面纱，而且可以挖掘吴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吴人吴风吴社团 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就会发现，鸳鸯蝴蝶派的诸多同仁，基本上都是出生在吴地或生 活在吴地的吴人，他们都从吴文化的核心地带——太湖流域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崛 起，是吴地为这个文学流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在吴地出生成长的作家办报纸 、写小说的活动区域虽然主要在上海，与上海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是吴 文化培育出来的群体，始终根植在吴文化的土壤之中，也始终保持着与吴文化的血缘关 系。这个作家群体的形成是吴地教育发达、人文荟萃的文化传统的结晶，来之于深厚的 吴文化渊源，体现了吴文化尚文重教的文化性格。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时代，吴地是 读书应考中举的文化标本，可谓三多：状元多，藏书多，书香门第多。吴地号称状元之 乡，状元之多，独领风骚。进士也较多，更不用说遍地开花的秀才了。吴地又称藏书之 乡，刻书、藏书成风，明胡应磷《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中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 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乡皆有刻，类自可观，而 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可见吴地刻书之精美厚重 。吴地藏书的风气，文献亦有记载，溯自元明以迄清季末叶，藏书之多，指不胜屈。拥 有数千百卷之图籍者，多不胜举。居民中藏有一二十箱线装书的，并不为奇。刻书、藏 书和状元造就了许多书香门第，吴地颇多以诗书传家，一些世家状元辈出，有父子状元 、兄弟状元、叔侄状元，“同胞三鼎甲”，“一门五状元”的文化景观出现。这些世家 成为家庭教育的良好环境，又造就藏书的丰富和状元的迭出。于是，状元、藏书、书香 门第，这三种文化景观就形成了良性的文化循环，是吴文化尚文重教的一个突出表征， 正如被称为“天下状元第一家”的后代、明代文学家归有光所描述的那样：“吴为人材 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 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能自己者，江以南其俗尽然。”②吴地读书的习俗遍及童稚和老者， 所以能成为人才的宝库。 到了近现代，这个人才宝库就由状元之乡演变为作家之乡，而演变的标志正是鸳蝴文 学流派的产生。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开始了“学而优则文”的时代，使得吴地一批刚 刚踏上科举之路和准备踏上科举之路的学子们转向文学活动，他们就是鸳蝴派的元老们 。当时正值吴文化的转型期，吴地以开放的姿态，首先接纳了西方的科技文化，领先进 入了工商社会。鸳蝴派的元老们大多出身于没落贫困的诗书世家，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文 化大背景下，他们纷纷研习外语，到国际大都会上海去谋生，生路不外是教书、翻译、 写作、编杂志。例如，《小说月报》的创办人王蕴章(无锡人)就是清光绪年间壬寅科(1 902)举人，中举时只有16岁，会英语，24岁(1910)即进上海商务印刷馆编译所，同时主 编《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小说时报》的创办人包天笑(苏州人)秀才出身，19 00年即创办《励学译编》、《苏州白话报》，在经历过几年教师生涯后，于1906年到上 海专事编译和写作。《礼拜六》的创办人王钝根，青浦人，古文家王鸿钧先生之孙，父 亲是秀才出身，家学渊源，被选拨到南菁书院读书后，感到所学经史不合世用，于是补 习英文，先在家乡创办《自治旬报》，后到上海创《自由谈》于《申报》。《小说丛报 》的创办人徐枕亚，常熟人，祖父、父亲都饱读经书、善赋诗词，身为名儒之后，10岁 即能写诗填词，在五年小学教师生涯后，到上海编辑《名权报》，并在副刊上撰写言情 小说《玉梨魂》。与徐枕亚同时写作言情小说的李定夷，常州人，亦出生于“毗陵望族 ，江左世家”，外家汪氏亦称“阳湖望族”，家道虽中落，却能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预科 ，后入上海报界，创办《消闲钟》和《上海新报》。 这五位鸳蝴派元老的出生地域、家庭背景、知识结构、谋生手段和生活道路就是如此 地接近，造就了他们共同的社会特征；是吴中最后一批旧学才子，踩着科举的尾巴，又 摸到现代报业文化的龙头，同气相求，很自然地形成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形成和扩大 的过程中，地域因素和才气因素起到极大作用，通过同乡关系和投稿关系构成人际网络 ，通过结社方式得到固定。鸳蝴派的作家们曾经先后与五个文人社团发生过联系：南社 、同南社、青社、星社、玄社，参加人数最多、活动时间最长、凝聚力最强、属于鸳蝴 派的是星社。而星社的吴文化色彩极为浓烈，以苏州和苏州人为中心，以“茶话”、“ 酒集”、会园林、游太湖、展览各自收藏等方式来举办活动，交流文艺，将文艺与吴地 风光、景物、茶文化、饮食文化、园林文化、文物文化相结合。星社结社的地点即在苏 州留园拥翠山庄，范烟桥(天明)在《星社溯往》中记道：“苏州的留园，好像一个工笔 的水墨的长卷，在那里吃茶谈天，是很相宜的，并且深藏在卷心里的拥翠山庄，更是幽 静得像深山萧寺，他们这一回集合，有意无意间留下了文艺的种子。”③以后的活动也 大多在苏州园林：“苏州有着不少的园林，可以假座，如狮子林、江义庄、鹤园、网师 园、怡园、拙政园、程公祠，凡是有林泉亭榭之胜的，都到过。”④还有天平山和黄天 荡、无锡公花园多寿楼、上海半淞园和豫园等风景胜地。而茶会的方式也是吴地特有的 ，是吴地茶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苏州人是喜欢吃茶的，并不是认真吃茶，不过借此 作为不期而会，因此物以类聚，各就其事业性情的相合，而分成许多的小群，散布在城 市里几家茶坊里。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从各方面走来，三三两两团坐着一个桌子，上 自国家大事，下至米盐琐屑，远至五洲万邦，近至饮食男女，无所不谈，无所不话。” ⑤因此可以说，星社的活动是在吴地闲适文化的氛围中开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