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2)01-0001-06 “海派”这个词，原先含有文化性格的概念，老派的上海人形容某种举止豪迈、出手 大方、或者夸夸其谈的吹牛性格，常常用一个词叫“海威”，我以为这是沪语中“海湾 ”的变音，海湾水势浩大，惊涛拍岸，有时用来形容某大亨是：“这个大老倌交关海威 。”现在“海威”这个词已经淡出，由“海派”取而代之。老辈人形容某人性格说，“ 这个人做起事体来蛮海派格”，往往也是指其性格中的豪迈、大方和夸夸其谈。把这个 词用在文学艺术上，先是出现在绘画领域，接着又出现在戏曲领域，而在文学上确定其 名则比较迟，大约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海派之说。但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其自身的历 史风貌和文化形象在文学创作上获得艺术再现并不是一个30年代才出现的要求，而是开 埠以来的洋场生活逐渐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长期结果，就其具体所指的风格内涵来说 ，则与上海人口中一般所指的“海派”有较大的区别。 一 自近代上海开埠以来，中西文化的冲撞一直激荡不断，逐渐形成了以西方殖民话语为 主导的所谓“现代性”的文化特征。在传统文化的观念里，中国文人对这种现代性历史 怀有极为复杂的心情——现在上海人常引为自豪的昔日繁华的“家底”，正是在丧权辱 国的租界阴影下形成的。 半殖民地的统治者不会真正按照西方文明的标准来塑造上海，它们所需要的，一是在 殖民地维持宗主国尊严的形象，二是使殖民地变成一个他们即使在自己的国土里也不便 放纵的情欲乐土。前者使他们在殖民地建造了许多与西方接轨的文明设施，成就了文明 与发展的标志；而后者，则在文明设施中寄予了畸形的原始欲望，就像一个在庄严的大 家庭里循规蹈矩的男人难免在外面格外胡作非为一样，一切在法律或者教规禁止以内的 情欲因素都可能在殖民地领土上变本加厉地膨胀。①所以，当上海被西方冒险家们称作 为“东方的魔都”时，它已经自然而然地担当起西方文明的情欲排泄口的功能，西方冒 险精神正是在这种种犯罪欲望的刺激下变得生气勃勃，风情万种。 另一方面来看，殖民地固有文化的种种弱点也不会因为西方文明的进入而自然消亡， 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本土文化而言，文化冲撞中首先被消灭的往往是文化中的精英成分或 是传统的核心，至于文化渣滓与泡沫非但不会被淘汰，反而顺理成章地融入强势文化的 情欲体系，作为异国情调而得到变相的鼓励。这就是为什么像亚洲地区的雏妓、人妖、 二奶、吸毒、赌博、迷信等等所谓国粹级的文化现象即使在经济发达以后也始终得不到 根除的原因之一。欲望鼓励了经济上的冒险与繁荣，也鼓励了种种情欲肆无忌惮地畸形 膨胀，构成了典型的东方殖民地的文化奇观。这种文化之所以在上海这个东方城市中发 展得比较充分，是因为上海本来就地处东海边陲，国家权力控制不严密，传统文化根基 也不深厚，再加上经济开发带来人口流动，五湖四海的地方民间文化都以弱势的身份参 与了新文化的形成，因此，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不曾得到本土精英文化的丝毫阻挡。 这一文化特征反映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构成了“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糜 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糜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 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当我们在讨论海派文学的渊 源时，似乎很难摆脱这样两种文化的同体现象，也可以说是“恶之花”的现象。但上海 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不一样，巴黎从来就是世界文明的发射地，它的罪恶与灿烂之花 产生在自己体腔内部，具有资本主义文化与生俱来的强势特性，它既主动又单一，构成 对他者侵犯的发射性行为，而在上海这块东方的土地上，它的“恶之花”产生于本土与 外来异质文化掺杂在一起的文化场上，接受与迎合、屈辱与欢悦、灿烂与糜烂同时发生 在同体的文化模式中。本土文化突然冲破传统的压抑爆发出追求生命享受的欲望，外来 文化也同样在异质环境的强刺激下爆发了放纵自我的欲望，所谓的海派都市文学就是在 这样两种欲望的结合下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个性。 二 当文学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时，它所展示的形象画面必然是意义含混、 色调暖昧的。在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里，西方文明一直是作为知识分子所向往所追 求的目标出现的，为知识分子的启蒙提供了遥远、朦胧而美好的参照系，但在海派文学 里，现代化的意象却要复杂得多，也含混得多。从19世纪末期的海派小说《海上花列传 》(韩邦庆)到20世纪中期的市井小说《亭子间嫂嫂》(周天籁)，这之间构成了一组以上 海各色妓女为主题的故事系列，其中引人入胜的是，作者叙述语言竟是用香艳娇软的吴 方言。作为一种靡靡之音，它曾经弥漫在上海的情色场所，形成了感性的、肉欲的、对 所谓“现代性”只是充满物质欲望的人性因素，用这种方言写的小说与以北方官话为主 体的政治小说之间自然划出了一道明显的鸿沟。也许正是它所显示的异端性，《海上花 列传》在正统的晚清文学史上没有很高的地位，正如《亭子间嫂嫂》在40年代的文学史 上名不见经传一样。由此所形成的一个海派文学的创作传统，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也是 受尽鄙视与轻蔑，在陈独秀、周作人、郁达夫等新文学主将的笔底下，上海的文化与风 尚一直是以不光彩的形象被描述出来的。② 注释： ①正如贝蒂·佩-狄·魏(Betty Peh-T’I Wei)在《上海：现代中国的熔炉》中所指出 的，这种外来的他异性因素在其本身的文化传统，即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正统价值体系中 也可能是异端，如对于世俗欲望的无止境的追求和商业主义。见Betty Peh-T’I Wei： “Shanghai:Crucible of Modern China”.P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事实 上中西方交通的历史上存在着这样的事例：当一种思想(即使这种思想曾经是主流)在本 土受到怀疑或排挤时，便寻求向外发展的途径，当代西方对自身环境的保护和节约资源 的主导思想可能使之向外寻求资源，进行资源掠夺，即在其他国家表现出对资源的滥用 和环境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