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许多年后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无疑是一段值得纪念的时期。 随着纳博科夫与昆德拉、马尔克斯与博尔赫斯们的纷至沓来，中国的中青年小说家们几乎是 一夜之间都悟到了一个道理：原来讲故事的方式可以不拘一格多种多样。渐渐摆脱沉重的“ 文以载道”的古训，当代小说家们的脚步开始变得轻松起来，小说文本的游戏品质得以凸现 。徐坤(1965-)作为小说家的道路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的。或许由于她的身份主要 还是作为文学研究者，她的小说的叙事心态显得十分放松，在叙述形态与话语风格上有点“ 后王朔”的味道。她的小说产量虽然迄今为止不算多，但已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在当代女作 家 里独树一帜。概括地讲，徐坤的小说主要表现当代中国文化人与知识分子的生活，在俏皮生 动的语言与通达放肆的叙述里潜伏着一股思想的力量。如果按照当代批评的习惯为之命名归 类，似乎可以称之为“文人小说”。因为她的游戏意味甚浓的文本常常以当代的文化英雄们 为反讽与戏谑对象，在其质地厚实的语言里编织着种种画外音与言外意。如果读者不熟悉文 本所对应的那些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生活场景，也就难以对叙述者津津乐道的那些妙处发出会 心之笑。所以，读徐坤的小说常会想起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这番话：如果有人想要找 一本既有消遣作用，能让人愉快地打发一段空闲时光，又可以在阅读中得到一些人生教益与 明晰的思想，这就是小说。（注：莫洛亚《艺术与生活》，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9页。） 徐坤的成功之道首先也在于叙述语言上十分老到，让经过一种女性的现代文明所中和过了 的粗鄙，终止于男人式的原始主义的粗俗的边缘，成了徐坤文本很突出的一大特色，给人以 既 酣畅淋漓又不失分寸的美感。比如：“人类一造爱，思想便产生”（《鸟粪》），和“站着就 义从来都是男人们的事情，女人只有倒下以后才能做出英勇牺牲”（《游行》），以及“从来 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全靠我们自己”（《先锋》）等等。这样的话语既同那些苦大仇深、 过于严肃的唠叨相去甚远，也不显得轻浮媚俗没有骨肉，极易为这个歌舞升平时代的读者所 看好。她的作品无可置疑地属于今天这个时代。解构神圣的工程已经结束，曾经充当先锋的 文化顽主们显出了未老先衰的疲软之态。但如同小说《先锋》里所说：“大张旗鼓地主了一 阵义之后，一点儿惊天地泣鬼神的变化都没有发生。该吃饭还吃饭，该睡觉还睡觉，该 画画还画画。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体制该向哪个方向滑还向哪个方向滑。”（注：徐坤《含情脉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叫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超稳定结构”，谎言在重复了几千遍后早已成为真理。由于媚俗更为 嚣张 ，所以粗鄙也就还有意义。所以有了在“思想解放”和“反自由化”的张力，与改革开放和 坚守传统的对峙中成长起来的徐坤笔下的主人公。他们虽有一点正经，但已决非古典的君子 与淑女，而是善于审时度势地调整自己的人生轨迹，不再为任何原则与信念所累的追求快乐 的一代新人，向来神圣无比的造爱自然也就成了能够归属工会管理的一项保健互利的床上文 娱活 动。比如：“林格一面努力将他的精和神暗中吸收汲取着，一面不停的将其多余的尿液水分 等废物排挤出去，尽力做着长传配合，时不时把他曲意奉迎着。这绝不单单是为了满足他的 矜 夸，而是要完成她自己的深入体验和探索。”（《游行》）又如：“妻子见他并没有戒色的决 绝，于是更加大胆的撩拨，细嫩的手指直向他敏感的佛根部位摩挲。……屋里的灯‘啪’的 熄了。阿梵铃和妻子互相鞭策着，气喘吁吁，向着佛国的至极境界紧赶慢赶。”（《梵歌 》）还如：“一旦把‘好女孩’的贞节牌坊掀进厕所后，姐妹们立即观念解禁，躯体解放， 一骗腿儿翻身上马，老妇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信马由缰，平步上山岗，腾挪闪跃 ，叫床之声响亮。”（《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读着这样的描写除了深刻地体会到毕竟是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还能够看到女性精神面貌的改变。那种旧时代的“小女人” 已经退场，在当今这个阴盛阳衰的社会，女性已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不再为那些怯懦自私退 化的男人所左右。 诚然，不同于一度流行甚广的京城贫嘴文化，徐坤的聪明才智表现在她的叙述其实是以俏 皮逗乐的佐料与前卫的叙述话语，来包裹各种思想的馅。她的小说里真正出彩的地方不在故 事 情节，而在于通过这些思想时评式的叙述所表达的文化反讽，文本里的人物与故事常常只是 起着为这种文化反讽搭建舞台的作用。比如小说《游行》里，女记者林格参加她的男友之一 黑戊主持的一次会议，听他口吐白沫地谈“如果二十一世纪全体北美和欧洲人民全都信奉起 孔教来”的壮观情景：“全体地球村的人民一打开自己的E-mail电脑信箱，就能看见一个梳 着疙瘩髻，满脸都是褶的古代小老头出现在彩显屏幕上，兢兢业业口若悬河地给大家讲着 克己复礼的道德文章。圣诞节的时候又是这个小老头戴上了小白胡子，挨家挨户往儿童们的 袜 子里塞线装本的《论语》和《诗经》三百首，大人小孩读了以后就都淡泊自守，一点脾气都 没有地一箪食一壶羹滋溜滋溜喝坚硬的大锅稀粥，后工业时代喝酒吃肉撑出来的物欲横流的 麻烦事就全都一扫而空啦。”在这番话赢得了众口一辞的喝采后叙述者写道：“为什么不组 织起来成了个‘国际儒联’呢？虽然听起来跟‘国际足联’有点像，但这可是头和脚的区别 差着天上地下呢。看样子足球一时半会儿是没法踢出亚洲了，不妨把儒学先踢出去聊以解颐 解闷吧！”这段文字将几千年封闭状态形成的，以可笑的民族自大狂来代替真正的民族自尊 心的丑陋与愚昧，揭示得十分生动深刻。因为这种无知的行为恰恰正是国内自我标榜最有学 问的知识界人士们的所作所为。再如《梵歌》里描写佛学博士生导师真空教授参观一座寺院 ，当得知一个小和尚不知道“玄奘”是谁时问他：看过《西游记》没有？没听说过唐僧取经 吗？不料小和尚“不耐烦了 ，脖子一梗说：‘鹅干哈非知道唐僧不可？鹅只要记住，释迦牟尼是鹅祖宗，法海大师是鹅 师爹，鹅就能成佛’。”这段利用北方方言的谐音形成的幽默文字，看似对当前佛教活动鱼 目混珠现象的调侃，其实是对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明明是有口无心地装模作样，还趾高气扬 地以正宗代理嫡系子孙自居的人与事的文化反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