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运往往与某些特殊的背景和机遇有着不解之缘。从小热爱文学、大学却读了经济系 、毕业后又供职于工业部门的张洁，在举国上下送文革瘟神的狂欢节中，竟一下子成了一位 作家，而且成就与声名不断与日俱增。她不但多次获得了国内外各种重要的文学奖项，而且 还和巴金一道获得了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注：《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香港《争鸣》杂志1986.8。），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 和把她推向文坛的历史事件与时代氛围相契合，张洁早期的作品基本上都围绕着一种写作 模式——热诚的信仰，纯真的情感，透明的思维，和谐均衡的叙述方式，柔美伤感的语言风 格——那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本典范。 在张洁连连写出获奖作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爱，是不能忘 记的》、《沉重的翅膀》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呼唤人的尊严、重建社会正义、倡导解放 思想和改革为旗帜的意识形态充分显示了它对整个社会强大的权威性和凝聚力量——时代的 使命、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愿望统摄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意志和行动， 任何个人的话语都被这庄严神圣的巨型民族历史寓言所压倒，所包容，所统合了。作家们一 个个热血沸腾，在写出了最初的血泪控诉的伤痕文学之后，迅速地擦干眼泪，指点江山，激 扬文字，追随着历史，“创造”着历史，以自己敏锐的目光和烈火般的热情启蒙着民众，将 自己的创作自觉地结合于宏伟的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中心话语之中。张洁作为女性作家，长 期潜 伏于灵魂深处的女性意识当时尚未完全觉醒。它为宏伟的历史足音所淹没，为强大的意识形 态语话所裹挟，统合于“时代的最强音”之中。 恶梦醒来是早晨。光明与希望，是张洁作品最早的主题。《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以“秋日 晴空一样明澄”（注：见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的语调，讲述着一个被“四人邦”迫害至死的艺术家的生命、才华和事业 怎样在一个少年身上得到延续的美丽的故事，讲述着一个摆脱了灾难的祖国令她的人民“一 生也不会忘记的早晨”（注：见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的故事。还有《谁生活得更美好》、《冰糖葫芦》等作品均属此类 。让张洁捧上茅盾文学奖金杯的长篇《沉重的翅膀》是写改革题材的。全书溢满了政治激情 ，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在字里行间焦虑地、急切地跳动着。特别是作为英雄人物而塑造的主人 公郑子云，更是一位“铁肩担道义”的改革主将。张洁赋予了这个人物以极为浓烈的理想主 义色彩——无论是在他关于共产党人的思考中，还是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争鸣中，抑 或是在积重难返的企业管理决策中，在与给改革设置重重障碍的保守派的斗争中，都冲腾着 理想圣火的光芒和英雄主义的烈焰。这理想圣火同样在离而不休的老干部秦铁丹心中燃烧着 （《尾灯》）；在忍辱含冤，以不久于世的病弱之身倾尽心血于培养后人的艺术家梁启明心中 燃烧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在业余诗人、青年女售票员田野心中燃烧着（《谁生活得 更美好》）……正因为张洁这一时期作品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源于社会现实的历史动机，并整 合于时代集体的精神镜像之中，故而可以说，她的这些作品本身就是历史，就是时代的集体 精神或集体无意识的文本化。而由于当时社会正沉浸于一种摆脱了枷锁获得解放的狂欢热潮 之中，故而那炽烈闪光的理想主义便天然地被历史的瞬间巨变和人们兴奋而急切的心情携带 上了乌托邦的冲动；那“解放思想”、“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中心话语符码便在形而上的层 次中被急不可耐地神话为一个巨型的、神圣的“民族寓言”。正如杰姆逊慧眼指出的：“第 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 式来投设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注：弗·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 无可否认，张洁的早期作品正是自觉地向政治投设，是时代巨擘或曰她自觉地遵从着时代 巨擘的指引所培植出的在意识形态整合下的乌托邦“理想文本”（注：张辛欣：《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见《张洁研究文集》。）。 不仅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是在人性与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中张洁所挚诚追求的“人”的大写 化、人性化、理想人格，理想人际关系中也弥漫着乌托邦的色彩。作为具有“童心般的真诚 和执着”（注：张辛欣：《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见《张洁研究文集》。） 的50年代知识分子，追求完美无缺是他们纯真幼稚的本性使然，也是他们的审美 价值观使然。在最容易张扬知识分子这些本性的民众狂欢节的背景中，张洁的个体本真必然近 于盲从地投向与之契合的社会集体乌托邦冲动的氛围之中，以神话之笔为理想的“人”、理 想人性、理想人伦道德赋形写意，着色布彩，点染光辉。二值逻辑首先是她的价值标准所依 附的方法论。是与非、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泾渭分明地在她的作品中营构出一个纯净 的、透明的艺术世界。在这样的艺术氛围里，张洁对人性的艺术把握，对真、善、美的艺术 概括不断提纯，提纯，再提纯。《祖母绿》中的主人公曾令儿是她理想的女性，至高无上的 人性化身。张洁分明是以宗教画的笔法给这一人物的生命中注入了天国赋予的神性和大地赋 予的母性，给她的人格镀上了殉难者的灵光。她的爱与牺牲紧紧地联在一起，她的幸福与痛 苦紧紧地联在一起，因此，格外博大而深邃，超凡而感人。然而，这圣洁光环笼罩下的人性 分明是被作家过于理想化了，这份理想化人格显露着浓重的虚幻之美与乌托邦色彩。《爱， 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作家钟雨，更是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张洁梦幻式的自我镜像，那镂骨 铭心的“不能忘记”的爱情，却绝不悖逆于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被她的生花妙笔渲染得那 般神圣，那般纯洁，那般高贵，那般超凡脱俗。然而，那完全是一场柏拉图式的精神苦恋— —“她”与“他”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但“他”与“她”却永远在“她”与“他”的精神 世界里相随相伴。对于这灵与肉相隔万里的残缺的爱情的虔诚歌颂，并非如某些评者所论是 “对贬抑人的伦理学发起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注：⑦陈晓明：《剩余的想像》。） ，而是高度首肯了男女主人公为尊重社会 伦理道德，“不伤害另一个人”，而“割舍自己的爱情”，却由此而获得了至死不渝的“不 朽的爱”。我们不敢断言世间没有张洁笔下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也不敢断言世间会有 在伦理道德藩篱前结下的如此残酷自戕的神圣同盟，然而，在它的美丽、动人、永恒、不朽 中却融入了多少泯除了人间烟火气息的乌托邦因素。张洁曾借主人公钟雨之口说过：“我只 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这理想主义虽然给她带来了无比的痛苦，然而她却仍以虚幻 的乌托邦给这痛苦涂满了美丽与璀灿——张洁总能给痛苦开启一扇通向美丽的窗——含冤几 十年的“右派分子”没有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怨天尤人，而是以一腔对儿子的诚笃忏悔表现 出一种高尚悲悯人格的凄美（《忏悔》）；在冰天雪地里卖糖葫芦的待业青年为了能把方便与 关爱给予比他更困难的人而感到世界变得无比美好（《冰糖葫芦》）；一个蛀虫式的老鳏夫只 是由于一个可爱的姑娘的存在（并非为他）和对他善意的关心（并非有意）而有了生活的支点， 临死前感到了无比的光明、幸福与快乐（《未了录》）……这就是张洁，张洁式的“理想标本 ”，张洁式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