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底在《当代》杂志发表，《白鹿原》面世已经9年了。9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9年来中国的文学也不断收获着新的果实，9年来中国文坛精英们的文化—— 文学观念，也在经历着一次又一次“主义”的洗礼。然而岁月的风尘不仅没有使《白鹿原》 减色，反倒使它在当代中国小说之林中更加光彩夺目。不论当初有多少人曾经向它投来怀疑 的目光，也不管后来它曾引发过多少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争议，但它却以自己浑厚、苍凉、雄 奇、壮美的形象昂立着，像一尊质地坚硬的石雕。 艺术观念的剥离：从写农民性格到写民族灵魂 陈忠实第一次披露了《白鹿原》创作动机的最初萌生时间和过程：“这是中篇小说《蓝袍 先生》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所触发起来的。以往，某一个短篇和中篇完成了，关于某种思考 也随之终结。《蓝袍先生》的创作却出现了反常现象，小说写完了，那种思考非但没有终止 反而继续引申，关键是把我的某些从未触动过的生活库存触发了、点燃了，那情景回想起来 简直是一种连续性爆炸，无法扑灭也无法终止。”（《陈忠实文集》卷五，《关于〈白鹿原 〉与李星的对话，以下均称〈文集〉》）是什么重大的“命题”引发了作家内心的一系列“ 核爆炸”？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所谓作者的创作以前从未触动的“生 活库存”，就是孩提时代就听说过的“近当代关中发生的许多大事件”。 正如陈忠实后来所概括的：“以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的作家，我猜想他们大约都企图通过 自己的作品，来概括我们几十年来农业发展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上，走着八亿农民，南方 和北方，农民和牧民，发生过多少喜剧和悲剧啊！”（《文集》卷二，542页）一般来说这种思 路不仅动机善良，而且也大致不错，但是，显然这是一个政治目的明确的艺术思路，同时也 是一条容易导致“概念化”的创作路子。因为多年来，“农村题材”的作家们的创作实际上 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一项新的农业政策出台——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人与人关系 的新变化——新思想、新风尚的新人涌现。如果将这叫做作家的“新发现”，它也是“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大前提决定下的有作者“个性”的新发现。柳青这位描写新农村 生活的“圣手”是这样走过来的，陈忠实也曾经在这条路上走得驾轻就熟，《信任》的获大 奖就是例证。而在“民族命运”的大前提下所思考的农村题材创作，则是一个“倒过来”的 命题和思路。表面上看来，它只是将“史”的内容（包括社会史、文化史、心灵史）从附属变 为主体，将现实由主体变为背景，实际上它却不仅是思索视野的扩大，而是一种思想艺术时 空的根本变化。从时间来说，历史的发展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共时的；从空间来说，则不是当 代生活的空间独享，而是现实和历史的空间共存。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诚如是，则文学的证明，文学对历史演变规律（如果有规律的话）的揭示，它对存在的勘探， 就不是为“现实的政治”负责，而是为人类负责、为历史负责了。 在陈忠实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换与变化所带来的神奇效果： 我发觉那种思索刚一发生，首先照亮的便是心灵库存中已经尘封的记忆，随之就产 生了一种迫不及待地详细了解那些儿时听到的大事件的要求。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 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 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偶然的判断的失误和失误的举措 了 。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 正是以这种新的文学理念，陈忠实奇迹般地塑造了一个新的“自我”。 首先，不是别人而是陈忠实自己对自己以往的创作，做了一个十分严酷的评价：“回想起 来，那几年我似乎忙于写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诸如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直到80年 代中期，首先我对此前创作甚为不满意，这种自我否定前提使我已经开始重新思索这块土地 的昨天和今天，这种思索越深入，我便对以往的创作否定的得愈彻底，而这种思索的结果便 是一种强烈的实现新的创新理想和创造目的形成。”陈忠实的自我否定，完全是在没有任何 外来压力之下的自由选择。越是这样，我们越觉得这是他自己向文学的更高境界的一次惊天 动地的攀升。 在陕西乃至全国文坛，陈忠实是以勇于和善于从现实生活摄取创作题材而出名的，甚至可 以说，长期以来文学的主管部门和作家们，也将陈忠实作为“深入生活”的样板，陈忠实自 己也常以此为自己创作的主要经验体会。1980年在《信任》获奖感言中，他说：“在生活中 观察、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这一句老掉牙的话，我觉得仍然受用。如果作家笔下 的生活和人物不是自己从生活中观察发现而来的，那么除了胡编乱造而外，还有什么办法能 奏效呢？”1982年5月他在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的文章中说，“直接从生活中掘取素材的 能力”，是作家突破原有创作水平“基本的一个功力”。同年12月他又在《深入生活浅议》 一文中说：“创作的惟一依据是生活。是从发展着运动着的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中直接掘取 原料。尊重生活，是严肃地研究生活的第一步。尊重生活，就可能打破自己主观的认识上和 个人感情上的局限和偏见。生活不承认任何人为地强加于它的种种解释，蔑视一切胡乱涂抹 给它的虚幻的色彩，给许多争执不休的问题最终作出裁决，毫不留情地淘汰某些臆造生活而 貌似时髦的作品。”从哲学本源上说，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我至今以为是对的；一 般地谈作家要熟悉、了解描写对象，要有生活，也是对的。但把“深入生活”的意义强调过 了头，有意无意忽略作家的主体作用，就出现了偏差。什么叫“直接”从生活中掘取原料， 什么生活“不承认强加于它的种种解释”，那就等于是说，生活本身就会出思想产生认识， 这就走向极端了。陈忠实原来就是这样写过来的，柳青、浩然等一批作家也是这样写过来的 ，这并没有保证他们没有扭曲人物、粉饰生活、误解现实。在柳青、浩然两代作家以后，走 过这条“生活至上”路子的，陈忠实是少有的、主动的、自觉的、彻底的觉悟者之一。然而 ，这也是一个不断反思、剥离的过程。1985年2月他在《答读者问》一文中说：“作家对于 生活的反映，不能指靠到生活里去搜寻事件，而要靠他的全身心感受生活，不仅是看别人在 新的生活浪潮里的情绪和心理反应，还有自己对新的生活浪潮的心理情绪和反应；没有后者 ，就很难达到对今天互相渗透着的各个生活领域的真切感知，也就很难深刻地理解复杂纷坛 的生活现象了。”（《文集》卷三，524页）这是陈忠实第一次在自己的创作谈中，将“感受 ”凌驾于“观察”之上，也是第一次如此突出地强调作家自己的“心理情绪和反应”。一年 以后在1986年4月，他在《创作感受谈》文章中，第一次将“感受”同“观察”作了一翻比 较，强调了主观感受对创作非同寻常的意义，对这种意义的强调甚至已经否定了以往对“生 活”的崇拜。他说：“观察是一种生理心理行为，感受则完全是直接的心理行为，感受是观 察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层次的心理情绪，甚至是一时无法说得清楚的颇为神秘的一种心理 感应。”接着他还通过自己的经验，进一步说明感受是留在心理的一种真切的气氛，甚至在 多年以后它还会对创作发生作用，如果没有它，就会产生无法克服的“空虚和别扭”。而到 1987年6月，他对“感受”这种主观情绪很浓的表述也有了扬弃的念头。他说：“我曾经甚 为自信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感受。我今年春天就又不甚自信了。”“这块土地上千百年来 缓慢演进的脚步愈使我加深了以往的那种沉重感；这块土地近年间发生的急骤变化甚至使人 瞠目。我对这个世界的昨天和今天知道得太少了。”——“我愈加信服巴尔扎克的一句话： ‘既然小说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一个民族，最好是阅读那个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 上说，作家要获得创作的进展，首当依赖自己对这个民族的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广泛 了解和理解的深刻程度。”（《文集》卷五，376页）这已经是《白鹿原》的艺术主题定位了 ，他对文学本质和意义的理解也跨越了“观察”、“感受”的幼稚期、少年期，迹近于成熟 了。他就是以这种成熟的文学观念投身于历时5年的《白鹿原》的写作。《白鹿原》完成了 ，一个成熟的文学观也形成了。也就是在1993年和笔者的对话中，他终于以一种新的姿态， 表述了自己对“创作这种劳动的理解”，“创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一种展示。 一百个作家就有一百种独特的体验，所以文坛才呈现出多种流派，多种主义的姹紫嫣红的景 象。我也只能按我的这个独特体验来写我的小说……上述那个双重体验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也 不断深化，所以作家的创作风貌也就不断变化着。不仅在我，恐怕谁也难以跨越这个创作法 规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