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逝世前的一个月，即1936年9月，写下了一篇被后人当作遗嘱来读的著名杂文《死》，其中有类似遗嘱的七条，第五条是这样写的：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1]（ p.612) 文章发表后，即产生巨大的反响。以后的论家对此也特别重视；但是，对“空头文学家” 这一提法的来历却说得不多。其实，如果我们将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写的一段话对照起 来读，也许更耐人寻味。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初稿中是没有“空头”两个字的，为此冯雪峰 提出了修改意见： 关于第五条，我也说出了我的感觉，认为容易给人误会，好像一切文学家和美术家 ，他都看不起似的。他也同意改一下，还和我商量如何改，不一会儿就由他自己想出“空头 ”两个字来了。这“空头”两个字，他觉得很满意，在原稿上添上了，躺回藤躺椅上去以后 ，还笑着说：“这添得好。只两个字，就将这些人刻画得活灵活现了。这就是住在上海的好 处，看多了这类空头人物，才能想到这两个字。”[2](p.163) 冯雪峰这一段话是真实可信的，且活龙活现地画出了鲁迅的性格。但这一段回忆我们提出 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在逝世前留下的遗言中，只有一条是 关于文学的，而这仅有的一条，初稿中竟说是“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鲁迅为何对 文学家和美术家说出如此不敬的话呢？这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这就成了我们研究 鲁 迅遗嘱的一个“难点”，有必要对此作一番认真的解读。 一 以往的论家在研究鲁迅遗嘱时，尽管对“空头文学家”的阐述评论层出不穷，但是对“空 头文学家”这一词的产生过程往往避而不谈，这就很难解释鲁迅为什么会对“文学家”和“ 美术家”采取嘲弄态度。事实上，只有正视鲁迅遗嘱中的这个“难点”，才能窥见他那浩瀚 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他晚年文艺观中一个重要的层面，并在我们面前显示出一个真实的 、可信的鲁迅。 鲁迅晚年嘱咐自己的孩子“万不可去当文学家和美术家”，确实是一件叫人触目惊心的事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决心从事文艺运动，选择了文艺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方向。五四 时期，他首先以他的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以后又在战斗的硝烟中写下了大量的随感 录和论文，到1936年，他已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留下了35万字的小说、散文、散文诗，135 万字的杂文，辑录、校勘了80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了十几个国家的文学作品300 余万字。鲁迅在美术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自己办出版社自费印刷或与人合资 印刷的，就有《近代木刻集》、《引玉集》、《北平笺谱》等，并翻译、编辑了画史、画集 共18种，主办木刻讲习班一次，举办外国展览三次，写了美术方面的论文20余篇，给青年美 术工作者写信200余封，直到逝世前几天还抱病参观了木刻展览。他在文学、美术领域耗尽 了毕生的精力，树起了可观的丰碑，临终前却反对自己的孩子继承自己的事业，这该如何解 释？ 一种解释认为，这话是鲁迅随口说说、随意写下的，并未深思熟虑，所以一经冯雪峰提醒 ， 鲁迅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有些善良的研究者还在“倘无才能”上做文章，意思是说鲁 迅讲这话是受了限制的，是反对孩子无才能而硬做文学家，若有才能还是可以做文学家的。 但鲁迅晚年留下来的书信和别人的回忆文章又证明，类似的话他不止说过一次。日本友人增 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回忆：“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做跟政治没有关系的工作，数学呀或者 别的什么都可以；关系到政治的工作，总是像穿着湿衬衫一样不愉快。”[3](p.29)1934年4 月，鲁迅在给姚克的信中说得更明确：“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 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 数恶行也”[4](p.385)。由此可见，不当文学家和美术家，是鲁迅晚年经常思考的问题，并 不是他兴之所至，随口说说的。 还有一种解释是鲁迅从事政治活动受到挫折，所以认为当文学家是没有用的。有的论者还 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论曹植的一段话当作“夫子自道”：曹植说 文章是“小道”，鲁迅认为“大概是违心之论”，“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 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5](p.504)。确实，曹植身为文人，政治上是有抱负的， 曹操在世时他即与曹丕争宠，可是屡受打击，雄才一直无机会施展，最终以悲剧结局，因而 ，他有“文章是无用”的感叹是完全可信的。但鲁迅同曹植并不是一回事情。鲁迅早年是有 政治热情的，也直接从事过政治活动，但遭受到一连串失败后，认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 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6](pp.417-418)，以后就同直接的政治斗争保持了一定距离，而 将思想文化战线当作自己的主战场。同时，他早在弃医从文时就立志以“改造国民性”为己 任，直到1925年，他还认为：中国的政治斗争，“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 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7](p.31)。他从事文学运动，完全是为了实现“立人”的理 想，是他终身奋斗的目标，绝不会有比当政治家低人一等的想法，对他说来，中年以后恐怕 也未考虑过政治上得志不得志的问题，因而，将鲁迅不要去当文学家之类的说法同曹植的话 来相类比，是不尽相宜的。 笔者认为，比较接近鲁迅自身的解释是：鲁迅在晚年之所以会对“文学家”、“美术家” 有一些大为不敬的“说法”，是因为他在从事思想文化运动三十余年后流露出来的一种绝望 心理的表现，是鲁迅品尝了以文化改造社会而不能成功的苦酒后产生的一种虚无情绪。这种 心理和情绪，在鲁迅晚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后来的研究者是不必回避、也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