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包含着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丰富 信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应该予以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学 术界以简单化的否定代替了实事求是的辨析与评价，将其看作胡适等人退婴的表现，认为其 中隐含着诱使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逃避现实斗争的不良企图，与对抗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站 在了一起。80年代中期以来，已有学者注意到整理国故的价值，予以肯定（注：如王瑶：《“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1989年2月作），收《中国现代文 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6月第1版；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6卷，近现代文学编，现代文学（上），华艺出版社1997年第1版。） ，这无疑是可喜 的现象。只是整理国故的动因、建树及其历史意义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分析与评价，它同 当前学术建设的联系也值得思考。 一 以往人们习惯于把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说成是胡适发起的。实际上，新文学阵营较早注意 到国故问题的是新潮社。1919年1月，《新潮》第1卷第1号在介绍与鼓吹世界新潮的同时， 就 有对“国故”及国故研究的评介。第1卷第4号上，傅斯年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比 起后来胡适、梁启超为青年开国学书目要早上4年。文章末尾，傅斯年指出，“中国学问不 论哪一派，现在都在不曾整理的状态之下，必须加一番整理，有条贯了，才可给大家晓得研 究。”他把“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视为应做的事业。这可以看作新文化阵营整理国 故 的发端。1919年5月1日出刊的《新潮》第1卷第5号上，毛子水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文中 ，尽管在总体上对国故的评价偏低，但还是认为“国故是应当研究的”，“一国的学术史和 一国民族的历史，无论重要不重要，在世界学术上，总算占了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便可以去 研究它。”通过研究，“可以知道中国从前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所以不狠发达的缘故，我 们亦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傅斯年在编后语中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概念， 他还对毛子水的过分贬低民族传统有所修正，认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因而“中华国 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国 故的整理与发现，将给世界学术增光添彩亦未可知。但他认为研究国故与输入新知，二者的 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胡适则高屋建瓴地将整理国故与“研究问题、输入学 理”一并当作“再造文明”（注：“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的手段，视为新思潮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而将其纳入到新文化 发展战略中来，并予以重要的位置。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等篇中，对整理国故的意义、原则及方法等做了深入的阐释，并在《红楼梦》等小说考证 、白话文学史、古代思想家以及禅宗史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开风气之先的业绩。 整理国故虽经新潮社与胡适自1919年即开始倡导，但是，要等学校与文坛上白话文确立正 统地位之后，新文化阵营才有余裕解决这一课题，所以整理国故形成热潮还是1923年前后的 事情。这一脉络，从作为新文学重镇的《小说月报》上，即可见一斑。第12卷第1号刊出的 《改革宣言》中，认为“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因而把它与介绍西洋 文学变迁过程并列为“研究”栏目的内容。在后面提出的“二三意见”中，进一步强调说“ 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此则同人所 敢确信者，故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俾得与国人相讨论”。但在最初两年，《 小说月报》整理传统文学的内容并不多，到了1923年才有了明显的变化。第14卷第1号除了 在头条位置发表郑振铎的长篇文章《读毛诗序》之外，还开设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 栏目，内收6篇文章。郑振铎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提出整理国故的两个理由 ：一是改革社会的文艺观念，使人们认识到新旧文学的差异；二是要告诉人们，“新文学运 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 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 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顾颉刚在《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 度》中，批评一些人“以为新与旧的人截然两派，所用的材料也截然两种：研究了国故就不 应再有新文学运动的气息；做新文学运动的也不应再去整理国故。所以加入新文学运动的人 多了，大家就叹息痛恨于‘国粹沦丧’了。他们不知道新文学与国故并不是冤雠对垒的两处 军队，乃是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生在现在的人，要说现在的话，所以要有新文学运动。 生在现在的人，要知道过去的生活状况，与现在各种境界的由来，所以要有整理国故的要求 。……国故里的文学一部分整理了出来，可以使得研究文学的人明了从前人的文学价值的程 度更增进，知道现在人所以应做新文学的缘故更清楚”。这一期仿佛《小说月报》走上整理 国故舞台的亮相，此后，在“读书杂记”、“研究”、“国内文坛消息”、“选录”等栏目 ，传统文学方面的内容明显多了起来。从第15卷第1号（1924年1月）开始，郑振铎发表《中国 文学者生卒考》（附传略），介绍秦代以来中国作家的生卒年、史料出处、身份、出身、经历 、性格、主要作品、艺术风格、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改变了以往只有外国作家传略和 “文学家研究”栏目中只对外国开放的偏枯现象。与整个编辑思想的变化相关，第15卷第1 号的插图中有《现存一千二百年前的杨惠之的塑像》四幅，这是《小说月报》改革以来第一 次刊出中国古代艺术图象资料。第15卷第6号屈原像上了封面。第16卷第1号有沈雁冰的《中 国神话的研究》，第15卷第1号开始连载的郑振铎《文学大纲》二十九章中，中国传统文学 占了十一章。1926年6月，读者早有呼声、编辑部筹划多时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作为 《小说月报》第17卷的号外出刊。这是五四时期新文学杂志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传统文学的整 理，分上下两册，约80余万字。作者阵容强大，既有国学大师梁启超、陈垣，又有新文学作 家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俞平伯、朱湘、刘大白、台静农、滕固、许地山、欧阳予倩、 汪仲贤、钟敬文等，还有新进学者陆侃如，以及外国学者盐谷温、仓石武四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