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自1919年倡导，1923年前后进入高潮。当然成绩是可喜的，但也出现了一负 面效应，引起了鲁迅、郭沫若、茅盾、成仿吾等人的批评。1926年6月6日召开的北京大学研 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上，整理国故的重要倡导者胡适也表示：“这事我大约总得负一点 点责任，所以不得不忏悔。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我们不存什么 ‘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然而看看现在 ，流风所被，实在闹出多少弊病来了！多少青年，他也研究国学，你也研究国学，国学变成 了出风头的捷径，随便拿起一本书来就是几万字的介绍。有许多人，方法上没有训练，思想 上没有充分的参考材料，头脑子没有弄清楚，就钻进故纸堆里去，实在走进了死路！”他提 出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才能走出一条生路，希望青年要走生路。 马幼渔为胡适开解说，社会上复古思想的回光返照，与胡适主张整理国故并无因果关系。 但他又主张，少数专家责在表现国故学这一“死路”之真相，不必因噎废食。“至于负有指 导青年之责者如各大学教授，极宜大声疾呼，引导一般青年，向活路上走去”。此语正与鲁 迅《未有天才之前》中的观点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