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梁启超将报章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予以大力提倡，此举确实很有见地。2 0世纪的中国，其社会生活与文化形态之所以迥异于前，报章乃至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 迅速崛起，无疑是重要因素。从1872年发行不足千份的《申报》，到今日几乎无远弗届的卫 星电视，大众传媒的勇猛扩张，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什么叫“生活在大众传媒的时代”。 “媒体帝国”操纵人类生活这样的寓言故事，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起码也应承认这一点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情感体验乃至思维与表达能力等，都与大众传媒发生极大纠葛。大众 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 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 、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 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 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但将“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扭结起来，并以 此为题展开综合研究与国际交流，还属于尝试阶段。此次“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讨论会 ，因研究对象及专业视野所限，较多地从“报章与文学”这个特定角度入手；但若干涉及其 他媒体（如广播、电影、电视）的发言，同样显示我们的研究思路。具体论述中，很可能涉及纪实与虚构、思想与文学、文字与图像、运动与创作、潮流与个性、生产与接受等一系列重 大问题。当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将关于如何建构意识形态这样的“宏大叙事”，落实 到具体而微的媒体手段时，所谓历史研究中大与小、远与近、虚与实的边界，很可能面临挑 战。或许，正是借助这一大而小、远与近、虚而实的历史叙事，可以帮助我们重建中国现代 文学史。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与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在驾御大众传媒时，会有很多精 彩的发挥，这自在意料之中。但同时还必须意识到，大众传媒并非铁板一块，因其自身特征 ，会发展出面目全非的十八般武艺。同是传媒，以文字为主的报章，不同于兼及图像和声音 的电视；同是报章，日报不同于周刊或月刊；同是杂志，文艺期刊中作为补白的社会生活报 道，以及政经杂志中的连载小说，都不会因此模糊自家面目。在这方面，确实需要很多专深 的研究，而不是追求痛快淋漓的“一言以蔽之”。当我们谈论报刊连载这一发表形式改变了 中国小说的结构方式、画报的“天涯咫尺”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空间想象、照片的大量使用促 使史家反省古已有之的“实录”精神，或者电视普及改变了政治家的演说姿态等等，所有这 些显而易见的文学/文化现象，既耐人寻味，更值得认真解读。 至于北京大学与日本大学合作召开的这次研讨会，以“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为题，既是 去年东京会议的继续，更希望借此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清点我本人去年参加的学术活动， 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其中不少是围绕着“报刊研究”来展开的。4至9月间德国海德堡大学 瓦 格纳(Rudolf Wagner)教授、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英国伦 敦大学贺麦晓（Michel Hockx)教授应邀来北大讲演，其论述各具特色，但分别指向近现代史 上三种重要报刊——《申报》、《新青年》和《现代》；6月参加在德国马堡大学召开的“ 赞助新文化：1910年的文学期刊”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应邀在武汉大学做“报刊研究的策 略——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的专题演讲；再加上这回的中日“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 研讨会，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隐约的目标，那就是文学史家眼中的大众传媒。这里有巧合 的因素，但也不全然。一方面代表学界的某种兴趣——不约而同地关注包括报刊在内的大众 传媒对于现代文化及现代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选择北大作为讲台，更适合于中外学者间 的对话。贺麦晓教授在演讲中提到，正因为深知北大学者的学养与兴趣，因而刻意选择“最 有挑战性的题目”。既然如此，我觉得有责任将北大研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诸君的学术思路 略为展示，算是为这次讨论会提供背景资料，以便听众更好进入对话状态。 原本是带浓厚私人色彩的学术回顾，干脆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以示并不客观，更无意“ 总揽全局”。在我的印象中，北大学者之从文学史角度关注现代报刊，由来已久，甚至可以 说，从参与创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那一刻起，就有此倾向。我不止一次听王瑶先生提及现代 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与其发表形式与生产流程大有关系。而据师长们转述，王先生的这 一思路，很早就已形成，而且不惮其烦，再三强调。因此，这早已成为北大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者基本的共识。说是“共识”，不等于没有差异。随着时势的推移，五十年间，北大诸君 的学术思路迭有变化。 王瑶先生不做专门的史料收集与考辨工作，但充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高度评价阿 英之专注于晚清报刊以及现代文学史料辑录），这大概与其早年的古典文学研究训练有关。 而这一思路，对于日后北大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王瑶先生之所以强调研 究者必须阅读报刊，而不能仅限于作家文集，一是有感于现代作家常常根据时世变迁不断修 改自家作品，不能以日后的修订本解说作家当初的精神状态；二是阅读报刊，可使研究者对 那一时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接的了解。记得十几年前严家炎先生批评学界不读原始资料， 仅靠二三手材料做学问这一不良倾向时，曾举修订本不足为凭为例。至于孙玉石、方锡德之 发现并研究鲁迅佚文《自言自语》，深化了我们对于鲁迅散文诗创作的理解，更是阅读旧报 刊的直接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