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复杂状态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但新旧两种文化的标准一时还难以界定。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 性，这种“混和”状态自然会存在一段时间。在这一历史间隙中，围绕知识分子形象塑造问 题 的争论和艺术表现，出现了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 对肖也牧等人小说的批评和王蒙、刘宾雁等人的思想艺术探索。第一个进入人们视野的，是 1949年8月至11月上海《文汇报》进行的“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争论是由陈白 尘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回到上海后的讲话和洗群对陈的批评引起的（注：见1949年8月22日《文汇报》有关上海话剧、电影界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代表自京返沪的一则报道；洗群《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1949年8月27日《文汇报》。）。“可以”派认为，写什 么，是属于寻找题材的问题；怎样写，才是立场、态度问题，所以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少写 ” （注：张毕来：《应该不应该写小资产阶级呢》，1949年8月31日《文汇报》。） ；因为，为谁服务的问题，“并不就是以谁为主角的问题”（注：黎嘉：《我对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一点意见》，1949年9月3日《文汇报》； 何其芳：《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文艺报》一卷四期，1949年10月。） 。“不可以”派认为，作 家要忠于现实，就只能“以工农兵为主角”，而小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成为文艺的主角”（注：乔桑：《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几点意见》，1949年9月3日《文汇报 》。）。争论最后以“可以”派的主要代表洗群1952年的“自我反省”而告结束（注：洗群：《文艺整风粉碎了我的盲目自满——从反省我提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 问题谈起》，1952年2月1日《文汇报》。）。 在1949年前后，尤其是在“第一次文代会”的特殊语境中，“小资产阶级”的说法里尽管 包括了市民、城市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但它主要指称的仍然是“知识分子”及其文学形 象。对从旧社会刚刚跨入新社会的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来说，能否塑造“知识分子”形 象不单关联到新文学传统本身的“合法性”，也关涉到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社会身份”等 敏感问题。 1951年6月以后，文艺界开展了对“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同时被点名批判的，还有根 据朱定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关连长》、白刃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碧野的长篇小说 《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商延诞的诗《笑——颂》、刘盛亚的长篇小说《再生记》，等。 《战斗到明天》描写的是三五个知识分子干部，在敌后随军战斗的日常生活。由于小说对特 定环境中这些人物的描写比较真实生动，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博得了茅盾的欣赏。后来，迫 于批判压力，茅盾著文检讨说：“我的确也为书中写得比较好的部分所迷惑而忽略了书中严 重的错误，而这，又与我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但他仍然坚持 其基本观点，认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注：见195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刚开 始被批判时，白刃曾做过“深刻检查”。1958年，在该书的“修改本”的“后记”中，他又 对当年的批判作了回敬：“有些教条主义者，硬不顾抗战敌后的真实情况，拿现在解放军的 标准衡量当时的部队”。这说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知识分子形象尽管已越来越困难，但言 说 的空间还在文章、小说和其他文本形式的缝隙里存在着，并没有完全被压瘪。 知识分子形象较大规模地被发掘，是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一些研究文章，往往从当 年鼓励“大鸣大放”的时代气氛分析其中的深刻原因，却不太注意前面所述当代文学史中那 条虽不清晰、但十分重要的思想线索。今天看来，以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 雁 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其重要意义恐怕不止是对新 社会背景中官僚主义现象的指责，还包含着知识分子意识在同样背景中的“觉醒”这一有意 味的精神现象。当林震抱着极浪漫的幻想参加工作时，却发现老干部刘世吾麻木、冷漠的精 神状态与自己对革命的想象相距甚远，于是内心生活出现了“危机”。大学生出身的新干部 江玫虽然妥善处理了个人恋情与革命事业的冲突，但属于知识分子观念层面的人格分裂，并 没有完全弥合。知识分子“意识”虽然在小说描写中被划上了句号，但在文本之外的读者的 丰富想象中，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些作品“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视角，很容易使 人联想到40年代延安时期作家重建“批评”权利的探索。与后者颇为相似的，是其中所包含 的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与小农意识、知识分子独立精神与官僚习气之间冲突的内容。知识分 子意识在建国5、6年后的“复活”现象，是对丁玲延安时期《在医院中》等作品主题资源的 重新发掘和继续，但人们显然已隐隐感觉到这些精神“英雄”的孤立无援和“悲剧”结局。 1949到1957年上半年间，虽然政治上确定了不再把知识分子，而把工农兵当作文学描写主角 的文艺方针政策，但在具体创作实践中还会有反复，处在无规则的变动之中。因此，各方面 对这些“探索”的反应，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激烈”和“敏感”。上述作品曾被指责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同时也意外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 表不久，《文艺学习》编辑部就收到了一千三百多封读者来信，肯定作品“是好的，有积极 的意义”（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3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连毛泽东都出面为这位名 不见经传的青年作家辩解。这些复杂状态实际昭示了：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还未 确立其权威，并对文学艺术发挥指导、限制的功能；由于文学艺术自身矛盾状态，以及文艺 队伍结构的多重复合现象，1949年前后这段文学的界限仍然是比较模糊的，经常处于彼此交 叉的状况中，总体上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二、知识分子阶层在当时还未被正式划为社会 “异类”，所以从事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作家仍然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心理情绪和审美意识 视为合理性的要求，容易在自己熟悉的艺术领域和知识分子形象上找到创作的兴奋点。三、 文学创作的“社会主义”语境，促使作家们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这种“思考” 不单包含有批评、反思和使社会体制更为完善的内容，也包含了怎样去“适应”和调整的创 作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