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典质疑 综观20世纪50年代（以下统指50年代）的小说创作，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是当日被命名为 “经典”的作品的诞生，命名者们为了显示它们的与众不同，往往在“经典”前贯之以“红 色”二字做界定，“红色经典”就成为我们对50年代小说创作的最初记忆。 然而任何一部“经典”的存在，都涵盖着一定的历史范畴，它是历史的产物，也必将接受 历史的质疑与验证。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50年代的小说创作时，会发现当日“经典”的命 名是如此轻率，以至于脱离了“经典”的本真含义，显现出理性缺失的单调苍白。因此，随 着时间的冲洗，它们的经典化色彩也在一步步消褪，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文学史意义的匮乏 。 （一）文化精神的变异 如果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创作体现出的文化精神概括为人道主义和批判精神的话；那 么这一精神到了50年代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异。打开这一时期的文学纲要，扑面而来的便是一 股浓烈的政治气息，作家在时代与自身的双重鼓动下毅然投入到政治生活的洪流中，以强大 的政治使命感取代了人道关怀。以这一时期的农村小说创作为例。我们看到相对于“五四” 时期作家对农民屈辱悲哀处境的内在体认与关注，50年代的作家更关注的是农民的政治立场 与觉悟。农民能否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成为社会斗争的主导力量是作家着力表现的一个主 题 。50年代的代表性作家总是站在政治运动的立场上来观照农民、描写农民、要求农民，这使 得他们笔下的农民或因立场坚定而上升为英雄，或因觉悟低下而沦为蛀虫。在最能代表50年 代经典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中，原本宏大的历史主题因急于表现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变得黯 淡，政治视角的切入又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深度，在柳青的笔下，英雄梁生宝的崛起与坏人的 顽固不化是那么的突兀与不可思议，尽管作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生活素材，但观照角度的单一 与政治化，人为地削减了作品的深度。“五四”时期的作家总是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对 社会历史采取一种冷静审视的批判态度。而50年代作家因为其强烈的政治认同感，逐渐丧失 了理性分析与判断的能力。柳青的《创业史》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均发表于50年代末至 6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合作化运动正处于极左路线控制之下，一面是“大跃进”浮夸虚报之 风盛行一时，一面是农业生产的逐年低下，但在这两例作品中，我们却丝毫体会不到作家对 现实困境的忧思与焦虑，相反，作品中尖锐的阶段斗争掩饰着现实的沉重艰涩，湘南的山水 风光冲淡了生存的艰辛困顿，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视而不见，导致了小说话语的严重失真。 “五四”以来的农村小说创作，大都是围绕着对农民落后文化心理的批判主题展开的。而 到了50年代，现代文学的这一批判传统却被狭隘的政治视角所替代，作家关注的是社会变革 与政治活动，人的心理变化被降置到次要地位。在李准的《耕云记》中，女主角肖淑英的成 长 几乎全部来自于外部动力——党委书记的支持，而她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新型农民，在 尖锐的矛盾中总是无法明确自己的追求，更谈不上内心的真实感受，以一种模式化的道路实 现了自我确认与超越的复杂过程。在梁斌的《红旗谱》中，贫农与地主因阶级成分的差异自 然而然走向历史指定给他们的舞台：朱老忠及其后代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杀富济贫”、“消 灭差别”的重任，而一步步实现“英雄化”过程；冯兰池与其子冯贵堂带着“天生注定”的 残酷歹毒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50年代作家对农民文化心理的观照是一种整体意识形态语境 中的浅层观照，盲目乐观的自信心态使他们过高估计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对农民的改造作用， 这使得少数作家对农民落后心理的批判均被淹没在颂歌中，反思与质疑的精神被人为缺失了 。 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简单化倾向也很突出。自上而下的政治视角与高度 自觉的政治追求，使作家与农民二者之间的位置发生了转移。这一时期的作家背离了“五四 ”时期作家作为农民的“代言人”身份的归属，而是力图超越农民层面以一种社会学家的姿 态来审视农民，因此他们笔下的农民形象自然而然地被划归到不同族群里。其大体呈现出三 种姿态：英雄人物，中间人物，反动人物。三者因其地位差异，呈现出强烈的性格反差，一 般来说，英雄人物大都高大勇猛、爱憎分明，这一类人物有《创业史》中的“梁生宝”，《 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铁木前传》中的“傅老刚”等 。而中间人物则以赵树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创业史》中的“梁 三”老汉为代表，他们身上既有着农民求富求新的梦想，也有着小私有者自私狭隘的人格缺 陷 ，但其先天的阶级立场最终促使他们发生改变，加入到先进人物的行列里来。至于“反动人 物”的代表更是数不胜数，可以说每一个英雄人物的出场都是以反面人物为衬托的，英雄人 物有多高大，反面人物就有多卑小；有多少个英雄诞生，就有多少个坏人出现；一方面是极 尽炫耀的美，另一方面则是无法言说的丑，人与人之间就这样被带上性格的面具而分属于不 同的阵营。 50年代作家从单纯的政治视角入手，以简单的阶级划分取消人物个性，以强烈的政治认同 代替人文关怀，用自己的作品充当政策的图解工具，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广 度、深度，造成了文学创作的萎缩与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