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就隐隐地觉得，中国文字的魅力在小品、散文之中，长篇小说可驻足久观者不过 几部而已。新文学之后，小说写作，中短篇成就不凡，而长篇创作，大多都失败了。新文化 运动至今，才八十余年，小说由不登大雅之堂，到成为作家争先抢占的滩头，那变化之大是 先人料想不到的。但后来的趋势是，文字越来越粗鄙，韵味越来越少，反不及短小作品那么 耐读了。在消费文化越发浓烈的今天，这态势变得更为严重。长篇创作的形势，并不容乐观。 但是尽管如此，长篇小说在今天仍是最受欢迎的文本之一，每年发行量最大的文学读物， 仍然是它。在文体粗俗、格调日见平庸的今天，人们还光顾这个世界，大概不是传统的阅读 心理在起作用，小说的消费化、娱乐化和窥探隐私化，远远地超过了文本上的审美性。无论 是作者还是读者，似乎都是这样。 因此，用传统经典的视角理解长篇小说，我们将得到一个悲观的结论。而如果从现代生活 的某种需求上审视它们，结果将大大不同了。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看 法，回顾近百年的小说写作，人们的感受是各自有别的。 1 现代意义的长篇作品，与古典的章回小说，是不一样的。阅读《子夜》、《家》、《饥饿 的郭素娥》、《围城》，调式已完全不同于《红楼梦》、《儒林外史》，连叙述方式，都颇 类似于域外的作品，所谓新文学的特质，就在于这叙述方式的转变，和审美格调的变迁。新 文学的作家们，已不满足于曹雪芹、吴敬梓式的模式，他们学习巴尔扎克、模仿托尔斯泰， 渐渐地扬弃着古小说的韵致，连语体，也变得格外欧化了。到了柳青、浩然、王蒙、乃至余 华、莫言、王安忆这几代人那里，古典的东西已越来越远，汉民族的生活底蕴的表达方式， 和旧小说已有了本质的区别。这场叙事的变革，给我们带来了现代的观念，和某些人本的意 识，那劳绩的伟大，世人早已认识到了。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至少在长篇小说文本里，可 反复阅读的经典不多，几乎没有一本如同《呐喊》、《彷徨》那样百读不厌的佳作。实际上 ，鲁迅、周作人、沈从文、丰子恺在不断被人们阅读着，而长篇小说呢，读者大约只翻看一 遍，就无兴趣再去接近它了。 至今为止，《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著作，仍是千百万读者青睐的 读本，那里有着民族生活的隐秘，和汉字的隐秘，读着它，仿佛回到自身，那语境里的人生 ，何尝不也映现着今人的形影？而当代小说的这一功能，却大大地降低了。前些年曾走红的 《白鹿原》、《废都》、《热爱生命》，已没有多少人再去注意，而像《保卫延安》、《创业 史》、《艳阳天》等，除了文学史专家还不断地拆读外，大概已没有人去审视它了。 即使像余华、莫言这类十分有影响的写作者，他们的长篇之打动心灵，常常不是文本里的 深层语态，而恰恰是故事本身，以及作者追求的意象。然而那意象又往往与中国人的语言经 验脱节，仿佛是本翻译著作，汉字旧有的魅力，未被继承下来，文本的价值，就很是可疑了 。 我觉得，近九十年间的长篇写作，在文体上出现了问题。除了钱钟书、贾平凹等少数作家 注意到了此点外，大家都被一种虚幻的写作理想蒙骗了。用西方的模式展示东方人的生活， 有一个转化的问题。这一点，曹禺的话剧、焦菊隐的导演实践，可以说明些什么。长篇小说 在西方的宏大叙事理念里，陷得太深，未能与我们民族固有的语言艺术，深切地沟通起来。 只有一种阅读翻译小说的经历是完全不够的，从西方回到东方，由东方再走向西方，这是个 双重环节，我以为均不可忽略。我们的许多有才华的作家，所以留下了遗憾的文本，是不是 应由此寻找原因？ 2 还是在去年，当王蒙的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问世的时候，我和他有过一次交谈。那次 谈话涉及到了他的语言，我们都谈得很坦率。我至今仍认为，王蒙的智慧表现在他的中短篇 小说里，长篇作品中，《活动变人形》是个高峰，后来的几部，大抵停在一个地方，未能展 示其自身的特质。王蒙的写作巅峰是在八十年代，他的作品所以唤起人们的热情，乃是以一 种非八股化的热情，消解了文革的叙述模式，那意义是不同寻常的。但王蒙的叙述经验后来 停止在苏俄文学氛围和“毛话语”那里，到了九十年代，已使我们有了一种不满足感。汉字 的潜能，并未都释放出来。与王蒙状态完全不同的贾平凹，曾在一些作品里用古典的话语方 式还原过长篇小说的本土空间，但又因为明清文人气过重，没有现代意识的张力，反不及余 华、格非的文本那么与人性贴近了。王蒙与贾平凹，都可以创造出一种大气象的文本，写出 让人久久回味的著作，但他们似乎被自己的经验囚禁在一方，像《围城》那样耐读的著作， 反而很少。什么原因呢？当代的批评家，似乎都未说过。研究这个现象之谜，我以为是很有 意思的。 多年前阅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时，我曾暗暗地想，如果我们的长篇著述里 ，也有这类的文本，有一种透明的话语，这话语是一道历史的投影，或一个民族叙述智慧的 合力，那该多好！《红楼梦》经得起反复阅读，便在于那文字后的历史。而这类文体，常常 出现在短篇佳作中，却殊少见于长篇之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一百年 来，长篇写作的探索，似乎走了弯路。我们的作家，过于贪大，喜欢史诗，却把生活的平凡 漏掉了。中国的文学，常常是以小见大，方寸之间看到气象，而不是从阔大的形而上出发， 穷极琐碎的生活。由下而上，从小到大，那才是我们的传统，倘把这一点丢掉了，那么便会 误入虚假、空幻的天地，读者与其隔膜，便很自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