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文体的确立，叙事方式的运用似乎仅仅是一个修辞学的话题。小说家为了有 效、准确地表述他的意图，必须对以往的叙事方式与技巧有一个大致了解，以便在写作中加 以选择。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也会对以往的叙事资源加以综合、整理乃至创新，使形 式或文体与他所要表述的意图相适应。这样一来，作家的写作过程似乎就被抽象为两个简单 的命题：意图和表述。在今天，尽管仍有人习惯于把意图与表述、形式与内容完全割裂开来 加以考察，但这样的批评或研究方式毕竟越来越少了。在意图与表述方式之间发现并建立某 种联系从而对文本加以分析，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当有人在说，形式就是内容的时候，我 想他们也许只是想说明存在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有什么形式的意图，就会有什么 形式的表述方式，反之亦然。 然而，在作家的创造过程中，意图是怎样与表述方式建立联系，这种联系通常又会受到哪 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我觉得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一个作家所用的文体与 形式，通常是作家与他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或象征。首先，文体当然会受到时 代的总体特征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形态的巨变往往是作家创造新的叙事文体的重要契机 ，文学史的发展与演变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本世纪初对小说的叙事方式进行了巨大的变革。 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乔伊斯的这一变革本身带有强烈的修辞学目的。因为在他看来，小说这 一传统的讲述故事的方式正受到了其他艺术种类（比如说电影）的挑战，当都柏林开设了第一 家电影院之后，他即敏感地意识到，“讲故事”不再是小说的专利，在某些方面，电影可以 做得更好，他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小说自身的特殊的规定性？同样作为一种 讲故事的方式，小说与电影相比有哪些优势。他的结论是，小说存在的最为重要的理由，除 了故事本身的意义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那就是小说的语言所具有的激发读者想象的 力量。电影讲述故事的直观性是小说不能比拟的，但小说语言作用于人的恰恰不是这种直观 性，而是通过话语的中介引发读者的想象。所以，乔伊斯抛弃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把故事 进行分割之后再加以组合，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理由能够成立，社会总体的意识形态的变化的因素也不能忽略。首 先是哲学、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为他的“心理意识”小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其次，乔伊斯本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哲学态度也对他的“形式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尤利西斯》的叙事时空的紊乱相适应的，是乔伊斯本人哲学观点的紊乱与幻灭感，在 乔伊斯眼中，社会形态本身的有序和严整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其背后的实质是一幅乱七八糟 的“图案”或随意堆放在一起的积木，排列的顺序并没有多少合理性可言。传统的道德伦理 构架在作家意识中早已崩塌。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乔伊斯的悲观主义也对这一“认识”推波助澜。他认为人类本身挣扎 、抗争、进步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晦涩的梦魇，世界就是混乱的投影。比如说，他觉得“国家 ”这个观念是十分可疑的，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服役上前线，为爱尔兰做些什么的时候， 乔伊斯反问道：“你为什么不问我，爱尔兰可以为我做点什么呢？” 从哲学态度上说，乔伊斯也认为作家应有自己的人格和独立见解，只不过这种见解与人格 必须通过所谓“净化”过程达到非人格化，最终让作者的声音在小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与 其说这一观点来之于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的启示，还不如说是乔伊斯本人的“发明”， 而这一发明本身也恰如其分地证明了作家与现实若即若离的写作姿态。这一点在他早期的《 都 柏林人》中即有所表露，到了《尤利西斯》就让人一目了然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另一个例子。他的《罪与罚》、《白痴》和《卡拉玛佐夫兄弟》等伟大 的小说都采用了“复调”的形式。这种叙事方式在当时的俄国乃至文学界都是破天荒的创举 。作者既没有直接在作品中表述自己的观点，也不是通过叙事代言人来表述作家个人的立场 ；而是把各个不同人物的声音视为同等重要的因素，让它们在作品中互相对话，这样一来， 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叙事方式和文体或 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创，但同时它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现实关系的直接反映。在当时的 俄国社会激烈的动荡孕育出了不同的政治团体，也出现了与各个党派、团体利益相关的各种 社会改革方案——既有民粹主义，也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有很大的市场；既有贵族、 地主、破落的小资产阶级、高利贷者、法官和踌躇满志的大学生，也有潦倒的官员、妓女和 各种既得利益者。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政治背景、伦理和价值观念。陀思 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小酒店即可以成为这些不同声音喧嚷不息的共鸣器。问题是，在陀思 妥耶夫斯基看来每一个声音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集团利益和意识类型，每一个声音都打下了 特殊阶层的烙印，因而它们都具有某种合理性，都不应当被忽略。 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通过归纳和概括，通过某种典型人物或世界来表达一般社会状况 的方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接受的。但他的出发点与托尔斯泰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 了表现现实生活所隐含的真实。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没有什么 恒定的宗教、哲学观念和道德伦理立场，他是不相信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绝对声音。他认为任 何一种观念的意义都是在对话中确立起来的，它只有保存在某种矛盾体的溶液中，才能维持 其基本活力。他的这一叙事理念后来也影响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但卡夫卡并没有照 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既定模式，他独特的“寓言式”叙事方式的产生，也受到了他所面对的 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