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海内外对华文文学尤其是华文诗歌的研究不断深入,已 经取得了累累硕果。为了加强中国文学研究界与世界文学、文化的联系,开创21世纪世界华 文诗歌研究的新局面,由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韵文学会共同主办 的“2001’国际华文诗歌研讨会”,于2001年10月18日至22日在美丽的江城芜湖召开。来自 海内外的4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以新的学术视域,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深入研讨 世界华文诗歌的历史、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走向,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一、对20世纪世界华文诗歌的整体观照和综合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华文诗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表层的研究多,深层的研究少 ;诗人诗作评论的多,探讨发展规律与诗体特征的少。因此,加强对世界华文诗歌发展过程 的历史性描述,探索其内在发展逻辑线索,对20世纪世界华文诗歌的整体观照和综合性研究 ,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了。蓝海文(香港著名诗人)将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分为13个阶段: “白话诗”时期;“自由诗”时期;“浪漫派”时期;“新格律派”时期;“象征派”时期 ;“现代派”时期;“普罗诗派”和“民族诗派”时期,“新诗歌”和“七月诗派”时期; 抗战时期;国共内战时期(政治性大于诗的本质的消沉时期);两岸时期(现代派的狂飙时 期);回归时期(70年代);新古典主义时期。这13个阶段的划分,大体以时间为顺序,以诗 歌的流派、创作倾向为依据,以每个阶段的诗歌刊物为透视点,点线连接,13个阶段贯串起 来,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对这13个阶段,他又进一步概括为三个时期:一 、新诗的草创(尝试)时期,草创期的“白话诗”为中国诗歌增加了崭新的自由诗体,但尚无 技巧可言;二、新诗的过度(实验)时期,从“自由诗”至“回归时期”,横的移植的实验, 引来晦涩不通,导致诗本质的丧失。三、新诗的建设(创造)时期。这一时期是在蓝海文提出 《新古典主义诗观》、《二十四大联相律》,进一步创立《新古典主义五大诗法》和《意象 论》,完成《新古典主义诗学》整套诗学理论而开始的。他认为《新古典主义诗学》是经过 尝试和实验之后,创建的纯正的中国的“新诗学”。姜涛(北京大学博士)从胡适对“诗”的 构想谈起,认为从20年代开始,成仿吾、闻一多、梁实秋、穆木天等人就开始从各自角度, 对初期白话诗作过严厉批评,后来梁实秋断言:当时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 其实,初期白话诗的实验者们并非只关注白话的工具价值,而对“诗”的美学特征也作过与 后人有所不同的构想。胡适是以泛文学的立场来构建早期新诗观念的,其诗学理论除了“作 诗如 作文”、“言之有物”外,还包含了“具体性”、“逼人性”的审美理想。姜文着重考 察了早期新诗人对“诗”的构想与“文学”观念的转变之间微妙的对话关系,从而揭示新诗 历史 的某种基本张力。张秉政(淮北煤炭师院教授)对中国大陆当代新诗发展作了梳理,认为中国 大陆当代新诗写作有三种形态,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的主流写作 :颂歌——阶级——政治工具;二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群体写作:宣言——群体——回归 艺术;三是90年代的个人写作:个体——自白——回归本位。罗振亚(哈尔滨师大教授)对后 朦胧诗作了整体观照,认为后朦胧诗是由边塞诗派、生活流诗派、史诗、部分校园诗和“第 三代诗”两大版块构成。前者完成了朦胧诗走进自我后的走出自我和主观情志与物象重新统 一的过程,后者完成了走向人自身生命存在状态的顿悟与袒露。两者不约而同地实现了向生 命本体的内向性转移。他重点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后朦胧诗”的诗学价值。其一是“生命感 性革命”。认为朦胧诗代表着人本质形态的社会属性,而“自我的戏谑反讽”、“黑色幽默 似的荒诞”、“把丑推向缪斯的圣殿”、“品味死亡和人类的寂灭”、“性意识风暴的席卷 ”为审美表征的“后朦胧诗”,则体现着对人本质的心理和生理属性的回归。在某种程 度上动摇了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禁欲原则支撑的价值观念,因此功不可没。其二是“事态 结构艺术”。他认为“后朦胧诗”消解意象,在抒情策略上呈现出“反诗的冷抒情”、“自 觉的口语化”以及“事态和叙述的强化”三大异变,由此形成的事态结构艺术对新诗具有突 破性贡献。不仅颠覆了意象艺术,拆解了深度文化模式,开发了叙述性语言的再生潜力,构 成胡适以来新诗语言的又一次革命,而且更本质地接近了人类生存状态本身,在审美意义上 背 离和超越了朦胧诗。黄万华(山东大学教授)对美华诗歌作了历史管窥,认为美华诗歌在美国 本土渐成气候甚至蔚成大观,是在60年代一批颇有诗名的台湾诗人定居美国,成为美籍华人 之后。他们置身于美国文化环境中,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压力和诱惑,也受到了西方现 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风的包围,但他们始终保持着清醒,保卫着诗艺术的独立性,这是美 华诗歌具有生命力之所在。80年代后的美华诗坛,聚集起更多元的艺术力量,孕蓄起勃勃生 机;90年代的美华诗歌积几十年探寻的蓄势,在大势走向上明显取“中和”的价值尺度。方 维保(安徽师大副教授)考察了海外华文文学的话语历程,认为海外华文作家离开原乡,走入 一个与中华民族差异巨大的文化场境之中,从而进入了一个与所在地区和民族逐步融合的过 程。这样的融合过程使他们必然要走一条由强调自我创作的民族性,到强调写作的跨民族性 ,最终走向完全本土化的心灵与话语历程。 二、21世纪世界华文诗歌发展走向 在回顾20世纪华文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基础上,与会专家学者更关注21世纪世界华文诗歌的 发展走向问题。杨义(中国社科院教授)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除了肯定本次学术会的意义外, 还对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歌的生命力作了热情赞扬,他认为中国诗歌,无论是大陆的、海 外的,都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中国自古称为诗国,诗国的精神靠诗传, 诗国的文化因诗而美。关于新诗怎么作,他认为要在充分吸收外来营养的同时又不失中国的 优势。中国体是最美的诗体。只有将当代世界诗和古典浓厚的中国诗学资源、诗学经验最完 美地结合起来,诗歌才会有实质性进展。比如艾青,他接受过西方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的 影响,但他写出来的还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所以现代诗的发展应该探索如何将西方现 代诗、西方精典诗歌与中国语言的魅力、诗味结合起来。 蓝棣之(清华大学教授)针对当前诗歌受到的普遍的责难的情况,从八九十年代诸多令人眼 花缭乱的有关论述中,挑选、介绍和分析了其中六种诗歌写作可能性,试图演绎出新诗走向 :王 佐良提出的现代主义之后的浪漫主义写作;周伦佑等提出的“非文化”写作;于坚提出的本 真、原初、原在写作;王家新提出的诗歌自身的不断重写与变通;欧阳江河提出的超越于边 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英语与汉语之上的经典写作。他认为90年代后期诗坛出现的旁观者 难以索解的论争,反映出在诗处边缘的情况下,重新寻找艺术方向的苦闷和执着。龙泉明( 武汉大学教授)在对20世纪诗歌发展总体描述的基础上,对新世纪诗歌的存在与发展持乐观 态度。他认为诗是最高的艺术,有艺术存在,必有诗存在,艺术不会消亡,诗也不会消亡; 诗歌是重感兴、重体验、重品味的艺术,对陶冶人的性灵,平衡内心,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有 特殊意义,因而现代社会、现代生活,不能没有诗;诗坛的现状虽日显沉寂,但仍有许多诗 人在做着卓越的努力,诗的黄金季节,一定会到来! 吴开晋(山东大学教授)在总结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基础上,对21世纪华文诗歌发展走向 作了前瞻性的描述,认为进入21世纪后,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和文化交流的更加拓展 ,大陆新诗、台港新诗、海外华文诗歌在互相影响,互相交融中出现更多相同的因子,同时 ,又有不同的侧重。在内容上,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关注、对战争与和平的关切,对恐怖主义 的忧患,对大中华经济繁荣、人民生活的改善的投视将更为鲜明。此外,对传统文化中积极 因素的认同,也将成为共同讴歌的主题。在创作方法上仍将是多元化并存,诗人们将依据不 同的艺术倾向和美学爱好有不同的侧重。在诗体形式上也将是多样化的。自由体、半自由体 、格律体、新古体、散文体、格言体的多种诗体形式将竟放异彩。方然(新加坡著名诗人)认 为世界华文诗歌应以“四化”为取向,“四化”之一:诗歌形式“立体化”,借由现代科技 产品及电脑之协助,把文字(包括简繁体、翻译)、声音(包括朗诵、吟唱)、色彩(包括诗人 的样貌、生动的插图或录象),甚至配乐(包括华乐、西乐)熔为一炉,使诗歌变成“声、色 、艺、文”兼备的“多媒体文类”,以流传百代后世。“四化”之二:诗歌题材“球籍化” ,诗歌与传媒、科技衔接、交汇,不仅是形态上的、界面式的,更应该是本质上的、内聚式 的。“地球村”概念的提出,为华文诗歌“球籍化”拓展出丰美的壤域。“四化”之三:诗 歌语言的“拓新化”。面对当今各种新事物、新名词、新思维、新典故等泉涌而来,华文诗 歌语言必须创新,但“贪新”不能“厌旧”,华文诗歌语言的传统与创新之间的互相作用与 彼此辅成,仍是一个基本原则。“四化”之四:诗歌内涵“跨界化”。华文诗歌早就有文学 体制内的“跨界化”,比如中唐以降,诗的散文化趋势而后成就了宋词的产生和发展。方文 提出当今所要求的是文学体制外的,如对科学、哲学、生命源起、宇宙奥秘等等领域之“跨 界”渗透与求索。有马敲(日本著名诗人)对今后的诗的传达方法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诗 人用自己的话痛快淋漓地表达现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用各种各样的贴近自己生活的灵 活的语言和方法去创作反映活生生的现实问题;要探求诗与孩子的结合点,这不单是指从大 人的立场出发考虑对孩子的管理,而且是指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去重新考虑写诗,诗人要从自 我封闭的空间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