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鲁迅写下《估〈学衡〉》一文，为学衡派定下了最初的基调。但是，学衡派并未 因为鲁迅的批评而偃旗息鼓。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衡派得以“平反”，并以其独特的文化 、文学观重新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怎样看待鲁迅对学衡派的批评？怎样看待学衡派？怎 样看待鲁迅与学衡派的分歧？今天，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将有利于我们拨开历史的迷 雾，正视历史事实，并对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一、批评与回应 1922年初，《学衡》第一期发表后不久，鲁迅写下了著名的《估〈学衡〉》。这篇文章并 非他本人的名作，但对《学衡》来说却是一颗重磅炮弹，其漫画式的笔法、讽刺的风格、复 古的假古董的定位都得到以后文学史的普遍承认，如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就大段引用了这 篇文章来批评学衡派。长期以来，鲁迅对学衡派的评价几乎成了盖棺定论，影响直至今天。 《估〈学衡〉》一开头就对《学衡》表示不屑一顾，称之为“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 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其实，鲁迅是很仔细地读过《学衡》的，他举的八个例子分别出自 《学衡》的7篇文章，除柳诒徵的“弁言”以外，囊括了《学衡》的“通论”、“述学”、 “文苑”（文、诗各一）、“杂缀”等所有重要栏目。鲁迅之所以对学衡派如此轻蔑，主要是 因为他把学衡派和以往的复古派等量齐观，认为他们字句尚且不通，更谈不到“昌明国粹” ，这在逻辑上无疑是很有力的，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应该承认，学衡派在旧学方面的修养 未必高深，他们的文言文写作也决非完美，但字句的不通毕竟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会造成观 点上的大的误解。更重要的是，学衡派虽然是中国传统的维护者，却不是一味抱残守缺的遗 老遗少，其核心人物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都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他们的观点受到美 国新人文主义的很大影响。在《学衡》100多位作者中，虽然也不乏一味复古之人，但吴宓 等人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融合了中国儒家、印度佛教、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等世界文化遗产的 新的文化理想。可是，这一切在《学衡》的第一期并未得到表达，攻击、谩骂的文字多于平 情衡理的争论和认真细致的阐述的内容，而鲁迅正是根据在这一期中学衡派的表现来立论， 这种批评是符合学衡派当时的情况的。但是，学衡派并未被鲁迅骂倒，从1922年1月到1933 年7月（其中1927年和1930年各停刊一年）这11年里，《学衡》一共印行了79期，无论从持续 的时间还是从发行的数量来看，《学衡》都是极有生命力的一份刊物，而以《学衡》这一同 人杂志为中心组成的学衡派即使在1933年之后还仍在进行学术研究，追求自己的文化理想。 后人却往往直接延续了鲁迅的观点，一直把学衡派视作复古的“假古董”，把鲁迅仅对一期 《学衡》的评价定为学衡派的基调，显然是不恰当的。学衡派真正的观点很少被人理解，他 们很多有价值的思考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非常可惜的。 除了《学衡》杂志，鲁迅对吴宓的文章也有批评，1922年11月3日，他写了《“一是之学说 ”》（收入《热风》），就是针对吴宓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华新报？学灯》1922年10 月特刊）而写的。吴宓在该文中提出，“当思以博大之眼光，宽宏之态度，肆力学术，深窥 精研，观其全体，而贯通澈悟。然后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 华，以为一国一时之用。”该文批评新文化运动“偏激”，所以“近顷于新文化运动怀疑则 批评之书报渐多”，实际上是为《学衡》寻找盟友。鲁迅对吴宓的主张不以为然，用讽刺的 语气写道：“民国以前的议论，也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国粹学报》便 是其一，而吴君却怪他谈学术而兼涉革命，也就是过于‘融合’了时间的先后的原因。”（注：鲁迅：《“一是之学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 ～ 393页。） 这里，虽然鲁迅的批评有些讽刺意味，但也代表了双方分歧的重要方面，鲁迅强调时间的先 后性对思想的影响和不同反映，而吴宓则主张模糊时间界限，寻找共通性。同时，吴宓注重 的是文化方面，所以反对《国粹学报》的兼论政治，而鲁迅则对现实政治非常关心，所以并 不喜欢吴宓他们把一些旧有的概念如“君”等都重新进行阐释，认为他们是以此来维护旧的 东西。鲁迅还把《学衡》与鸳鸯蝴蝶派等量齐观，把他们都视作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 严格说来，鲁迅与学衡派的论争主要是单方面的，《学衡》杂志上没有专门回应《估〈学 衡〉》的文章。目前仅见的是《吴宓日记》Ⅳ中的一段话，“（1928年2月1日）陈铨来，为售 小说稿与《国闻周报》事。因谈及中国近今新派学者，不特获盛名，且享巨金。如周树人《 呐喊》一书，稿费得万元以上。而张资平、郁达夫等，亦月致不赀。所作小说，每千字二十 余元。而一则刻酷之嘲讽，一则以情欲之堕落，为其特点。其著作之害世，实非浅鲜。若宓 徒抱苦心，自捐赀以印《学衡》，每期费百金。而《大公报》在我已甚努力，所得酬报亦只 如此。呜呼，为义为利，取舍报施，乃如斯分判。哀哉！（注：吴宓：《吴宓日记》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页。）”这段话既包含着嫉妒的酸味， 也表明了吴宓对新文学的批评——以古典主义的文学标准批评新文学的写实主义。 几十年后，吴宓在《吴宓自编年谱》里改变了态度，对鲁迅非常尊敬，但他对鲁迅的观点 也有所曲解。他说《估〈学衡〉》“谓：第一期《学衡》‘文苑’门，所登录之古文、诗、 词、皆邵祖平一人所作，实甚陋劣，不足为全中国文士、诗人以及学子之模范者也！”他加 的按语是“鲁迅先生此言，实甚公允。”（注：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5～236页。）《吴宓自编年谱》写于20世纪60年代，吴宓之所 以对鲁迅如此尊敬，与当时的时势是很有关系的。吴宓说鲁迅批评“文苑”只登邵祖平的作 品，其实鲁迅对旧体诗词根本就是不提倡，无所谓什么榜样不榜样，这其实是吴宓个人的看 法。吴宓与邵祖平的矛盾很深，甚至公开吵过架，他在日记中对邵祖平怨言很多，对提携邵 祖平的胡先骕也很不满，从第三期起就另外组织了“诗录二”，使双方的矛盾表面化。所 以说吴宓借用甚至曲解鲁迅的话，却无意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想法。虽然他对鲁迅的态度 发生了改变，但他并没有承认鲁迅对《学衡》的批评，他和学衡派其他同人一样，始终坚持 自己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