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虽然进入了21世纪，但是，人们有些思想认识却仍然停留在20世纪，甚至在一些问题 上有些倒退。在《书屋》2001年第5期上，朱大可对鲁迅的构陷，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 朱大可以“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为题指出：“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 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欣赏的女人，是他在 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记念刘和珍 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代替了她，她 对鲁迅的爱欲，最终获得了恋父情结式的升华。” 对这种流言和构陷，李建军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上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他 说，虽然“中年鲁迅”对“迷人的殖民地情欲”，“表现出来罕见的冷漠”，但这不是问题 ，这正好为朱大可提供了“惊骇地发现”的巨大的想象空间。朱大可“仔细探究”，却从鲁 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中，找不到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而“探究”到的秘密是鲁迅最欣赏的女 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鲁迅的一篇 《记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一声凄厉的狂哭。纯洁的师生感情，对被杀 者 的“纪念”，对杀人者的“出离的愤怒”，都被朱大可用“欣赏”这样一个含混的词置换 成了暧昧的“爱欲”表达，对黑暗和暴政的愤怒抗议，被置换成了基于一己私情的“凄厉的 狂哭”。这正应了《记念刘和珍君》中的那段著名的文字：“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 ，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算不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给 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尽管鲁迅说 过，他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他未必会想到，“流言家”的种子竟会如此 绵延不绝，竟会下作到如此地步，竟会从死亡和鲜血中，找寻“情欲”的根苗，编织“爱欲 ”的故事。而被“肉欲”主宰着的朱大可是不会放过许广平被日本宪兵“剥光全身进行羞辱 ”这一细节的，虽然她“始终守口如瓶”，但这并不能赢得他的敬意，相反，他视之为“极 其强悍的女人”，而这样的女人，必然是“不谙风情的女人”，鲁迅与这样的女人的书信， 也必然会“乏味得像一堆八股文章”。朱大可在寻找别人的“生活激情的迹象”上，具有猎 狗一样灵敏的嗅觉，他终于找到了鲁迅“惟一的情感线索”，这条线索“涉及了东北女子萧 红”。遗憾的是这条线索并没有事实的支撑，因此，它也就没有办法满足把“肉感”和“情 欲”等同于“内在激情的动力”的“口水”批评家的需要，没法让他利用“这场耐人寻味的 ‘暗恋’”，“把文学大师推向殖民地情欲的中心，或者说，推向爱欲和爱语这边”，恰恰 相反，他要让鲁迅万劫不复地“沉浸于他的‘仇恨话语’和‘暴力话语’的建构之中”。 这无疑是鲁迅研究上的思想倒退。 如果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对鲁迅的研究是从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中把握其中的原则 和思想斗争的意义，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对鲁迅的研究则是将这种原则和思 想的斗争归结为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上。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指出：“鲁迅当时反对这些欧化绅士的战斗，虽然隐蔽 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战斗的原则上的意义，越到后来就越发明显了。统 治者不能够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这些代表们的虚伪和戏法是 无穷的。……他们在五卅的时候，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徐志 摩），说中国人的‘打，打，宣战，宣战。’是‘这样的中国人，呸！’——这意思是中国人 该 被打而不做声（陈西滢）。他们在三一八之后，立刻就说‘执政府前原是‘死地’，……群众 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墨写的谎说’难道掩得住‘血写的事实吗’！？然而鲁迅在 这一次做了一个‘错误’：‘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 ，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他在当时已经说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然而他 更不料一两年后的黑暗会超越三一八屠杀的几百千倍。鲁迅如果有‘错误’，那么，我们不 能够不同意他自己的批评：‘我还欠刻毒’！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实在远超出 于文学家最深刻的‘构陷别人的罪状’！而文饰这种丑恶的，正是那些山羊式的文人。”“ 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 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 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 会上的某种典型。” 这是鲁迅研究的正确方向。可是，这种正确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遭到了全面的否 定和倒转。 朱大可这种流言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当前一种十分时髦的潮流。这种思 想倒退所造成的价值判断错乱，绝不仅仅表现在鲁迅研究上。 我们曾以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关系为例把握过这种潮流。20世纪40年代，白毛女和黄世仁的 关系是反抗和斗争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她们的关系则是妥协和投降的关系。这绝不是说 20世纪40年代就没有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就没有白毛女反抗黄世仁的压 迫的现象，而是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作家在价值取向上肯定了这种妥协和投降的关系，而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作家否定了这种妥协和投降的关系。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不是致 力于白毛女们的翻身解放，而是鼓噪白毛女们的脱胎换骨的人种改良。
